1、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一些著名的西方哲学家都曾受到过此书的影响。
2、必须法治健全，政治清明，从制度和环境上引人向善，弘扬光明正大的徳行，
3、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4、在此所展开的一系列的伦理历经时代变迁，必然会漏洞百出。历代的儒棍儒粉们加油添醋，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用谎言堆砌出一个理论碎片的纸糊的大神。
5、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6、孔子思想中最具普世价值、最广为人们宣扬的，在于“仁”的学说。他把西周以来专属于氏族贵族的“德”转化为一般人的秉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就承认了人人皆有“相近”的本性，这本性就是“仁”，即“爱人”，所谓“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是也。孔子由此而把“仁”的具体内容规定为“忠恕”(《论语·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博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等。这种普遍的爱人之美德，为人人所有。而且孔子还强调“为仁”要从自我的真情出发，而不是靠别人。(如《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甚至还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之类重视自我之独立自主性的言论。孔子的这些言辞有普世价值，甚至是永恒价值，所以人们今天仍多引用，不觉过时。但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言辞，就认为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达到了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水平呢？这就要联系孔子的其他更多的、更核心的言论来解读。
7、 儒家思想主张：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主张主要分为三大方面：思想品德、行为规范以及艺术修养。尽管这些思想存在于周朝，但是遵从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所以这些被全盘继承，成为了正统儒家思想的主张。
8、他说：实际上，在孔子那里，“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9、西汉儒生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太崇尚复古。他们近似狂热地向住恢复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礼乐制度，而不考虑社会已经在发展，民众的思想早跟成康二王时代天差地别了。
10、②“天人合一”的观念。 孔子说：“则天。” 孟子说：“仁民而爱物。” 前者说的是尊重自然规律，后者说的是人类必须爱物，保护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则能避免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保护自然则大自然可提供取之不竭的“物”，这就说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11、庄子对于儒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一个学派针对另一个学派的质疑与反驳。
12、我向张祥龙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张老师这几年的研究，我很熟悉，是非常独到的一种阐释。但有些观点我不太同意。有一种现象，涉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双方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或者士大夫，通常是要为官的，而且不能在家乡当地为官，而是异地为官。这样的话，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他的大太太在家里教养孩子，士大夫本人则去外地为官，至多带着一个小妾出去，这是一种通常的模式。具体到教育问题上，这与孟子提出来的一个原则有关系——“易子而教”这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不管他父亲是不是外出为官了，父亲都不直接负责教育他的孩子，而是通常由私塾的塾师来教育他，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家中，母亲在教育他；长大成人之后，通常父亲会把孩子托付给同样为官的朋友，跟着朋友历练，由朋友来帮助教育。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易子而教”的模式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经常想，但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精英，基本上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即是上一代的女人教育了这一代的男人，这一代的男人又反过来统治他的同辈和下一辈的女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我们儒家是“孔孟之道”，很有意思的是，孔子、孟子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父亲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13、简要来说，生活为本体论奠基；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感悟为本体论奠基。这是一种双重奠基的三级架构：生活感悟→本体的观念→万事万物的观念。回到刚才所提到的程颢的话：“天理”是他自己“体贴”出来的；这就是说，“天理”观念的来源既非逻辑推理的后件，亦非经验主义的“主客”关系之下的“经验”，而是一种“感悟”或“生活感悟”，这种感悟是先于任何经验与理性的。程颢能体贴出“天理”，然而孔子、孟子竟然不能，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感悟不同；更进一步追本溯源，则是他们的时代“生活”不同。
14、贺麟与梁漱溟一代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前都已经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危机即是一个文化危机，即儒家思想丧失了新生命，儒家思想面临着通过消化西学而达成的新开展问题。儒学丧失生命力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新制度中没有给儒学的生存留下空间，剥离了制度的依托，儒家思想成为“游魂”，而且在于，儒学迄今没有对现代社会、人性与生活的诸多现状与问题做出深刻的、有效的诊断与回应。思想世界与价值观的主导权仍然由西学承担，即便是在对儒家思想的自我理解上，也是由作为西学一部分而不是中学一部分的海外汉学主导的；这就导生出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思想本身的理解，也西学化了。故而贺麟当年所建议的以儒学化西学，不但没有达成，反而中学处在被动西学化的阶段，仍然是我们面临的生态。所谓“以中释中”的诉求，就是由这种生态而导出的一种态度；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则牵涉到儒学的精神与义理能否在“哲学”(根源于希腊Logos传统)的架构下得以展现的问题。今天，处理儒学的人文学科也面临着的危机，随着自然科学思维对人文学科的渗透，人文学科不但业已社会科学化了，而且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丧失了自身的目的，即不再追求真理与智慧，而是转变为以方法为工具去中性地处理客观材料的技术取向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现有的人文学科架构对儒学的自我理解所产生的负面制约，必须被充分意识到。另一方面，新中国建国几十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近代的文化危机意识更为迫切。中华民族不能只有政治，而没有文教与宗教，否则中华文明就根本没有着落。就长远来说，舍去儒学与儒教，还真的无法想象有什么可以替代儒学的东西；除了儒学与儒教，又有什么可以承担中华民族的文教与宗教呢？但我们此处可以追问的是：儒学，你准备好了吗？
15、再者我得益于伟大而万能的微博，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让我的视野就开阔了许多。我试图从教义教理架构解剖儒家思想，而尽量避开技术性如鲁迅，柏杨的目光，不去从技术的角度思考。
16、“儒”的职称总是在不断地扩散和贬值。按照东汉许慎在其字典《说文解字》之中对“儒”的解释，表明儒的规格已经降低了。
17、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即可收其入门。在教育方面，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一个好老师。
18、礼是礼制和礼仪，礼制是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的秩序。这就需要人人的共同遵守，奉公守法，严于律己。礼仪是对待他人的礼貌和尊重，中华民族是礼仪之帮，几千年的礼仪天下，人人以礼相待，相敬如宾，为社会带来了和谐稳定，有序地发展。
19、在西汉晚期，社会的最大矛盾就是土地兼并导致的地权分配不均问题。因为汉成帝、汉哀帝的昏庸，这个问题始终无法真正解决(汉哀帝下过《限田法》的诏令，可效果不好，他死的又太早)。整个士大夫阶层都希望有个人能站出来挽救国家，挽救民众。
20、2014年12月，外交部就孔子学院是否限制了美国大学学术自由作出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