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支持者的论述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三儒学术精纯，各有本源，足以传授道统。例如法部尚书戴鸿慈的说帖称：“夫之神契张子正蒙之说，作《正蒙注》九卷，《思问录》二篇，皆行于世。宗羲学出蕺山，接姚江之派，闻诚意慎独之说，其所著《学案》为后学访求道统之津梁。炎武平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事事皆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切实可行，前时议者谓国史儒林本传篇末特识其在华阴时于灵台观侧建朱子专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是亦可语于传授道统矣。”(16)二是三儒立身持正，志节皎然，不愧崇德报功。例如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伊克坦、陈名侃联名的说帖称：“考该故儒平生，炎武奉母命而终身为遗老，宗羲遭亲难而哭声震大内，夫之易父质而遍体皆创痕，纯孝卓操，卓绝今古，其足以升祔者一也。”(17)第三则是三儒的各项主张多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所采纳，所以他们不仅是具有精神学问的大儒，更是“发宪政之先声”的政治先知。如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称：“所论敦崇教育、停罢科举、导达君民、针砭风俗、讲求治本、提倡兵学、祛历朝之蠹、增乡亭之职，见于各该儒遗书者不胜枚举，迄今二百余年，凡国家推行之新政，均该故儒已发之微言，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该故儒庶几近之。”(18)
2、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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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时三儒从祀的最大阻力来自孙家鼐。礼部的覆奏拟定之后，为孙家鼐所闻，他随即作说帖封送礼部，希望礼部能够驳回黄宗羲、王夫之，礼部尚书溥良以奏稿经博采众议而成，不便更张，建议：“如中堂别有所见，盍另折言之?”(54)孙家鼐决定将说帖改成奏疏，并于礼部覆奏之日同时递上，“主从派”亦随即跟上。于是，在光绪三十四年的九月一日，六份奏折同时送到慈禧的面前，其中包括礼部的覆奏，孙家鼐反对顾炎武、黄宗羲从祀的奏折，以及四份极力主张应予从祀的奏疏，一份出于礼部左侍郎郭曾炘，一份出于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一份出于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吴纬炳，另一份则由学部左侍郎严修、学部右侍郎宗室宝熙、署邮传部左侍郎吴郁生、大理院正卿定成、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五人联合署名。
5、天不假年，亭林欲将《日知录》续写杀青(“绝笔”)之志未能如愿。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先生上马失足坠地，迅即撒手而去，实足年龄不及七十。挚友王弘撰在江东惊闻先生之殁，十分意外，深以不获抚棺一哭为憾。兹后两度赴千墩镇，拜谒顾亭林之墓，泣云“独拜荒丘凄宿草，更挥老泪问遗书”，为先生殁后的孤寂伤感。先生生前，至友、信从者固不少，亭林名声亦卓然在外，但死后，清廷对顾氏的肯定只集中于经学考据，而对其经世致用则有严厉的批评:“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迁而难行，或愎而过锐。”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有专文考证，认为在清初不管是三大儒还是四大儒的名号，都不包括顾炎武。先生世俗地位的“时来运转”，则是从道光二十三年京师何绍基等建祠、公祭揭开绪端，离先生逝世已一百六十一年矣。故乡昆山县级的建祠、公祭则还要晚些。
6、梁启超似乎说过顾氏为“清学开山祖师”，近年则有“清代经学第一人”“清代朴学第一人”等种种提法。我想，亭林先生自己是绝不会在乎别人如何排座次的。凡是亲见过亭林先生的，都说他“耿介绝俗，不与人苟同”。全祖望在《神道表》里更是率言:“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裙屐浮华之习，尝言:‘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了不足恃。”如是观之，先生既看不起当时“行伪而脆”的这类江浙文人，当然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但若以此而推论先生狂傲得莫名所以，自负天下无敌手，则又大谬不然。试读先生《广师》一文，言“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接着一口气历数相识的十位学者，云“吾不如”其如何如何，对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长处了然于胸，丝毫不走眼神。但对自己平生著述，自信有传世待后的价值:“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有种种根据可以推定先生颇怀疑世俗能否真正理解自己的著述，除了前序结尾有含蓄的流露外，也曾在与友人信中写道:“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愧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
7、在后半生的羁旅生涯中，顾炎武坚守他的遗民身份，终生不渝。康熙十七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他，遭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顾炎武以死自誓，绝不仕清。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当时担任清廷高官的徐乾学兄弟，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顾炎武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6岁的长孙。在地下你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禀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
8、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9、 孙家鼐的奏疏仍引《明夷待访录》反对“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话，指黄宗羲“总以汤武革命为分所当然”，可是“孔子一部《论语》，数称尧、舜、泰伯、文王，而汤武之事不多见”，而且还说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的话，可见孔子对汤武革命本有微词。孙家鼐更进一步说，“黄宗羲既以汤武革命为臣民应尽之义务，其流弊不可胜言”，一定会“启奸雄窥窃之心，长俗儒浮嚣之习”。(56)“以汤武革命为臣民应尽之义务”一语显得十分生硬，但所谓“臣民应尽之义务”的说法显然是从《钦定宪法大纲》对臣民权利义务的明文规定而来。
10、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王夫之结识抗清将领堵胤锡。秋，王夫之为避免镇将纵兵剽掠，与父兄逃到耒阳、兴宁、永兴。八月，朱聿键在汀州为清兵执杀，王夫之再续《悲愤诗》一百韵。王夫之只身赴汀阴找章旷，请章旷调和何腾蛟与堵胤锡的矛盾，协同作战和联合农民军一起抗清，并对军队后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未被章旷采纳。
11、宁枉勿纵——商鞅谓之：刑用于将过，则大奸不生。韩非子谓之：禁奸于未萌。
12、他们得到的认识往往经过实践检验为有效，即“古人于人事也信其有功”。认识到的内容也足够丰富而复杂。所谓“古之圣人，或上而为君，或下而为相，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固非后人之所能测也”。载体亦确实，表达亦充分，即“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而且，古今的人生经验、社会现象很大程度上又有着明显的延续性。所谓“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又如“以后世之事言之，如刘石之十六国之辈，略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为史。辽、金亦然。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圣人之心盖可见矣。”因此，参考古人已经获得的认识，再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就能够应对现象及其规范的无限性。(顾炎武人物评价)。
13、 (43)章梫：《先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一山文存》第8卷，第372页。
14、 (44)《礼部侍郎张亨嘉拟奏》及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卷，第1—5页。
15、 孙家鼐对立宪并未昌言反对，但是认为在国势衰败之时，不宜更张。他在廷臣讨论是否应当立宪的会议上说：“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建议先“格其丛弊太甚诸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57)但是，他又被派充为资政院总裁之一而资政院在清廷的构想中，是以后召开议会的基础，对于当时社会上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他的体会一定很深。(59)
16、 (25)《陆军部主事裘冕群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12页。
17、 (46)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均有说帖赞成三儒从祀，而此次又随同画诺，这本是履行当时的正常程序，不能将他们认定为所谓“主驳派”的成员。户华为即认为：“以礼部尚书溥良为首，邮传部尚书陈璧、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等附和，形成了驳黄派”(见户华为《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8页)事实上，不仅陆润庠、陈名侃已经有赞成从祀的言论，也没有证据表明溥良和陈璧是三儒从祀坚定的反对者。
18、结合他生活的年代，傅青主一生，经历明朝三十七年，清朝四十年，正处于天崩地裂、风雷激荡、矛盾交织的时代。对傅青主如此个性“任侠”的人来说，怎会少得了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说，读《汉书》时，“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纵观他的一生，傅青主做人做事确有大侠风范。
19、司马相如 孟子 孔 子 庄 子 老 子 文天祥 陆 游 辛弃疾 岳 飞
20、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
21、顾炎武认为，宋后风俗再次败坏，和明初推行八股取士有很大关系。他说：
22、 王在宣认为，三儒立身行己，艰苦卓绝，本无可议，但其学术则不无缺陷，揆之先儒，远胜子云(扬雄)而尚不及荀子，以孔孟程朱之学衡之，均不免不精不详之讥。于王夫之，称其说经之书“议论偏激，多驰骤纵横之辞，少优游和平之致，乃有言者之言，非有德者之言”，史论则“好翻案而不得其平，逞异论而不轨于正”；于顾炎武，称其“为学惩明季之弊，矫枉过正，有用无体，君子讥之”，且耽于考据，忽略心性之学，“论风俗礼教则恺切详明，言性命一贯则含糊影响”。王在宣于黄宗羲最为反对，称其“所著《明夷待访录》开首《原君》一篇，实与西儒卢骚《民约》、孟德斯鸠《法意》二书所论不谋而合，故讲新学者多称之，最易为革命d所借口”，并对《原君》一篇几乎逐句批驳，称如今新学盛行，黄宗羲为当世所推重者以此书，将来“正学昌明”，黄宗羲将为后世所诟病者亦以此书，如《原君》篇所谓“无君则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如果照此行事，“吾恐平权自由之习成，革命流血之祸作，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岂不可为寒心也哉”!至于该书其他篇章，虽然谈论政治“洞明利害，言言痛切”，可是如果“推之事实，亦多窒碍难行，流弊甚大”。(32)
23、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变卖家产，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25年间，他遍历大河上下，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同时广交师友，砥砺学问。后人记载顾炎武在旅途当中往往用骡马载书随行，每到一处，都会访问当地故老，将所见所闻与书中的记载相参照，一旦发现不同之处就记录下来，详加考辨。他一生学问的结晶《日知录》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24、 (51)孙家鼐在光绪十年对黄宗羲、顾炎武从祀的支持，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光绪十一年二月五日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78—1979页；孙家鼐与翁同龢联名上奏的奏折见《三儒从祀录》第4卷，第27页，原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543/0《清史稿?孙家鼐传》及《清史列传?孙家鼐传》亦有记载，不过时间有误，具体辨正见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明清人物与著述》，第93—94页。(52)关于曹元忠草奏之前，先探得孙家鼐意旨的细节，见涵秋(雷瑨)《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上海《文艺杂志》，1915年第8期。
25、而王夫之是老死山林里了。据说在他家乡衡山曾经以儒身举义旗招募义勇民众抵抗清兵侵略。后又投奔当时的抗清英雄瞿武，桂林大败后就颓然了，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人就会消沉。自己一个人远走湘西，住古洞，开荒种地，著书好多也没人看，也没处发表，都在古洞里堆着。在古洞里一住就是四十年，后来就老死在山洞里了。从传说来看，不是清人不杀，是人家都做了“地下d”。你想杀也杀不到。据说黄宗羲晚年精神分裂，大唱康熙的赞歌，被吕留良等看不起。这是后话了。
26、可能有人想问，为什么傅青主所学都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准？或许是这样，人的见地一旦达到某种境界，再来学习其他，就能一通百通。但凡涉及钻研的领域，境界品味都不俗。
27、康熙四年(1666年)衡阳唐端笏拜在王夫之门下，直至殁，前后二十六年。
28、在明末清初时代，顾炎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非常高，被后人誉为“一代宗师”。在顾炎武清贫的一生里，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他才能成为博学洽闻的人才，并在多个学科领域都达到较深造诣。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是很有开创性的，这也是其能成为博学多才型人物的重要原因。在明末清初，顾炎武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这与其经世致用观念息息相关。
29、 (7)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关于此次从祀事件中的“国粹”论述及其内涵，笔者拟另文讨论。
30、写出“亡国”“亡天下”这段话时，顾炎武的身份是明朝遗民，他活得很艰辛，几乎同时经历了亡国和亡天下：
31、 (21)陈衍：《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议》，《石遗室文集》第6卷，《陈石遗集》上册，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