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8年10月18日，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的同行，一起急忙包木船去桂林，十多个小时后，广州就陷入敌人手中。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防敌机，躲警报，一共九天。后来，巴金根据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讯写了我爱情生活中一段经历，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我们就是那样生活，是没有半点虚假。”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一到桂林，巴金又投入忘我的写作之中，他写了《旅途通迅》和长篇《火》。
2、对于正在推进中的中国现代化事业，巴金认为精神的现代化更不容忽视：“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9)这等于说文学馆从设想中就不仅仅是史料保藏的“仓库”，它是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和文学史联系在一起。
3、资料显示说巴金是1966年夏天被关进了“牛棚”，至于为什么关进了“牛棚”，这里也不便跟大家多说，在巴金那个年代，估计也不止巴金一个文人被关进了“牛棚”，而是很多文人一起；我们读到巴金这段语录时候，也感受到了巴金在那个年代，是吃了不少苦，特别是被关进“牛棚”十年。
4、 二月二十七日
5、杨绛在回忆杨必的文章中说，《剥削世家》《名利场》都是钱锺书帮忙选定的书目并且确定了书名。(杨绛：《记杨必》，《杨绛全集》第3卷第48页-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傅雷在给宋奇的信中补充的信息是，这书初译稿，钱锺书不满意，杨必重译了一稿：“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傅雷1953年2月7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206-207页)
6、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由作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了。搜集资料，供给资料，人不在多，作协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领导。所有作家的材料都收，不作评论，只向中外研究人员供应材料，收手续费。你看怎样？(18)
7、(34) 罗荪1982年1月13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72页。
8、傅雷与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这基于作为文化人的巴金对文人个性、习惯的尊重，他放手让傅雷按照自己的标准、个性去译书和处理稿件。这一点，傅雷跟朋友们提起甚至不无得意，他说是“为所欲为”：“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书均由巴金办的‘平明’出版，我可为所欲为。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鞭长莫及，只好对自己的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傅雷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39页)
9、《金粉世家》是生活型的，合乎生活常理、逻辑来写的，这样的通俗作家，生活逻辑推理化建构小说，小说是常态的，也长期受到大家欢迎。而巴金的《家》意义主要在于当下，当时的当下，在时代转变古今演变，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之下，巴金领风气之先，最先敏锐感觉到时代变化，所以它的价值意义在这个地方。正如我们肯定胡适一样，他是开创者，我们在讲改革的时候，他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巴金的价值意义，我觉得完全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10、1952年巴金在全国文联的组织动员下前往朝鲜写作，从此展开一系列的抗美援朝书写。在既有研究中，论者普遍认为巴金此一系列写作的价值不高，连巴金也自称失败。通过对这些写作的探讨，我认为，在失败的背后所呈显的是巴金在“被动员”的状态下，如何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持续思考发展新写作路线的可能，并以其对时代的理解努力回应他被赋予的任务。
11、释义：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期。～区。～标志。预防～。山路又陡又窄，攀登的时候非常～。
12、(30) 刘麟：《巴金的最后一件工作》，《文学的怀旧》第134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9月版。
13、(4) 巴金：《关于〈寒夜〉》，《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1—7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14、在两人都老年之时，巴金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则把自己一生中最珍贵的字画都捐献给了文学馆。在之后，冰心研究会的成立，巴金也是研究会的会长。
15、“文化大革命”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巴金的全部资料)。
16、巴：所以主要是控诉生活在那个社会，满肚子的痛苦，满肚子的牢骚。
17、罗荪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是巴金与中国作协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巴金关于文学馆设想最为切实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在文学馆的提出、筹建和规划中，他起到关键作用。除了他之外，巴金的那些老友们在那时候和以后的岁月中也都为文学馆贡献了力量，他们中有代为呼吁的，有捐赠资料的，还有为文学馆募集资金的。在这些人中间有茅盾、夏衍、冰心、李健吾、唐弢、萧乾、汝龙、辛笛……这是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全力支持下，巴金的设想越来越接近目标。
18、关于文学馆的事，我同光年同志研究了，现在领导上还是比较重视，冯文彬同志提议先由北京市拨一所房子作为过渡之用，年过后就需要自己去跑、去催，否则仍然是一纸空文。地方是北京原国际俱乐部(在东交民巷)，抓紧一点也许能给，这样可以先有落脚之处，便可着手工作了。叶老的字已经写好了，我将去取来，先把招牌做好挂起来，其他一些准备工作，都将逐渐开始做起来了，还想向各省市文联作协发信请协助搜集有关资料。您有什么意见，望随时示知。(26)
19、文人爱书，傅雷很珍惜这样的印本，在给儿子的信中也曾叮嘱：“新出的巴尔扎克，收到后来信提一笔——这是特印非卖本，勿随便借出去，搞丢了！”(傅雷1954年4月7日致傅聪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4卷第46页)“特印非卖本”这并不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在计划经济中，国营大社怎么会有这种例外，反倒是私营出版社有这种灵活性。还有一层不能忽视，巴金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他懂文人的情趣和需要。
20、(10) 巴金1980年11月1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75页。
21、杨必(1922-1968)是杨绛的妹妹，信中提到的《剥削世家》是一部小书，她后来还译过萨克雷的那部大书《名利场》，很受推重。虽说初涉译坛，杨必的“师傅”却非同一般：姐夫钱锺书、姐姐杨绛“代为校阅”，一代译宗傅雷“通篇浏览一过”，《剥削世家》译文质量大有保证，傅雷给出的判断是“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傅雷还向巴金提出一个要求：“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其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共和国初立，百废待兴，私营出版社(排字房、印刷所)的排书能力很低。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完全按照傅雷的要求以尽快的速度出书。《剥削世家》，平明社1953年5月初版，印5000册，也就是说在傅雷把稿子寄给巴金之后三个月多一点就印出了。
22、1926年5月，诗人梁宗岱在巴黎送给邵洵美一本卢梭的《忏悔录》，书的环衬页上，有梁宗岱的题词：“洵美由英归国，道经巴黎，以此持赠，并藉以寄我火热的相思于祖国也。宗岱一九二二一法京。”抗战时期，这本书在重庆为巴金所得，并一直珍藏，晚年捐给上海图书馆。一本书，三位中国现代作家，这也算是一段饶有兴趣的佳话。
23、得来信后，我曾与光年、周扬同志讲到这事，他们十分赞成还自告奋勇，必要时他将去活动一所房屋，以作馆址，需要先搞一个缘起和方案，征集一些同志参加……我想总要促成此事。(19)
24、 贝多芬纪念音乐会(有小儿参加演奏钢琴协奏曲)本定廿廿廿八连续举行三场，二小时内座券全部售完，故加演卅日一场。票子仍极难得，请注意时间为下午四时三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