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黑暗统治着大地，有人渴望光明却依旧在黑暗中匍匐，有人就拿起了斧头要劈出一道光来。
2、(37) 黄裳：《二十年后再说“珠还”——写在新版《珠还记幸》重印之前》，《珠还记幸》修订本第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巴金是中国现代什么家)。
3、高家的小儿子觉慧是一位进步青年，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他积极参加“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学生运动。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却也有着自我矛盾的时候，热爱自由却无力脱离家庭。他有心改变社会面目，却无力改变。但他也有着幼稚单纯的一面，对鸣凤的爱看似是同封建等级制度做抗争，实则却使鸣凤走上悲剧之路。
4、高家三兄弟性格不同，却都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作为高家嫡长孙的觉新，便是被封建制度迫害的典型，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对高公馆有着责任，但他自身懦弱、顺从的性格，奉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人生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正因如此，也导致梅和瑞珏两位女性的悲剧。琴和鸣凤两位年纪相仿的少女，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众人的命运，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
5、巴金的原名和字源于《诗经·国风》中《召南·甘棠》的首句“蔽芾(即念fèi又念fú)甘棠”。而“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并非误传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然后成为了他的笔名。小行星8315正是以他的笔名命名的。泉州黎明大学有全国首家巴金研究所，并编辑出版《巴金研究》季刊。(巴金是中国现代什么家)。
6、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相信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我不愿意看见它夭折。它眼前有不少困难，需要大家的支持；也盼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请您过问一下，在新馆址未落实之前，希望仍一如既往让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万寿寺西院安身，不实行有偿借用。
7、巨匠文选|鲁迅：倘若只看书，人便容易变成书厨
8、觉慧被他们笑得有点发恼了，动气地答了一句：“无论如何，‘黑狗’总比李医生好，李医生不过是一位绅士。”
9、(20) 罗荪1981年2月12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5—266页。
10、茅盾是我国杰出的革命作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躯之一。为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除了长、中、短篇小说外，还有剧本创作；翻译、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论著，茅盾的创作是从现实主义一一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
11、巴金的小说往往是站在“现在”的时间场域里，在对比中否定和诀别了过去而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巴金小说的时间定位在“时间的当前化”，即以“现在”为统摄，并将时间序列中的“过去”和“未来”拉到“现在”予以对比观照，在“过去”与“未来”的当前化中形成时间的漩祸，重点展示人物的即时性心理时间，
12、黄子平在给巴金《激流三部曲》写序的时候指出，觉慧、觉民跟高老太爷在道德观上有其相通的地方，违反传统道德的是克安、克定那一辈人。“‘你们说，你们在哪一点上可以给我们后辈做个榜样？’准则是礼教的准则，权威是爷爷的权威，产业是先辈的产业，支撑‘严辞’的‘正义’并非来自叛徒们信奉的‘新思想’，而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礼教。”(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但是，觉慧怎么放过自己呢？他在湖边愤怒，“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任何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成反比的。在觉民的劝告下，觉慧在湖边有一段独白，体现了典型的巴金文风——
13、不曾离开过萧珊和女儿小林。1960年冬天,全国正陷于饥荒危机。巴金在四川老家被成都市长李宗林安排在省委招待所住了四个月修改《寒夜》等小说。
14、趁自己还年轻，给自己一个机会。努力奔向自己想要的生活。
15、别无选择，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修缮。罗荪向巴金汇报：“文学馆的事已作了布置，下周将去访乔木同志，拟一面修缮，一面着手收集资料，并住进人员，订出进度规划，积极进行。”(31)随后，罗荪又向巴金详细叙述由张光年支持的中国作协d组会关于现代文学馆面临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部队占用的房子正在有期限的撤出，商请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初步方案，“拟订了修建计划，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修缮三两个院落，第二步清除火烧场，修建第五个院子，第三步修建第六个院子”还有专门修建一个文物资料存放处……”(32)
16、第三个悲剧，小说把瑞珏写得美丽贤惠，处处体贴觉新，甚至善待梅表姐。这是小说非常成功的一笔，打破了凡父母决定婚姻必定错误的新八股。但是最后为了避免刚去世的老太爷所谓的“血光之灾”，瑞珏要搬出城外待产。难产而死的一章，强调觉新的痛苦视角，也是为了揭露大家庭的黑暗迷信，觉新没有寻求任何医疗协助。
17、他受过新思想熏陶的“新青年”，虽不满旧家庭的专制，但处在长房长子这样特殊的位置，加上受封建礼教较多约束，使他养成了委曲求全懦弱顺从的性格，导致他的思想与行动总是矛盾，结果就是奉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与梅相爱却奉父亲之命娶了瑞珏，婚后还算幸福，但梅后来的回归给他带来无限内疚与痛苦，而梅也因此不久病逝。办高老太爷的丧事时，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把即将临盆的瑞珏赶到郊外生产。瑞珏难产而死，觉新因习俗礼教无法见她最后一面，在悲痛之下转而支持觉慧离开这个破碎的家。
18、“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10)这是巴金1980年11月15日给姜德明信中的一句话。随后的几封信中，他们都在谈论此事，巴金表示：“我愿意为它的创办出点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您觉得怎样？”(11)“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建立这个馆。您看怎样？”(12)渐渐地，设想已进入操作层面的计划：“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我给罗荪写信也提到了。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钱和资料大家捐献吧。”(13)
19、故事中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刚烈的鸣凤在他新婚前夜跳湖自尽；梅的命运更加悲惨，在忧郁中病逝；死得最令人悲愤的就是瑞珏了。老太爷死后，封建的思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严重了。葬礼就办得充满封建色彩，这还不够，长孙媳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太太们说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就会有“血光之灾”。所以按照封建理念，瑞珏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后来瑞珏难产，却不能与觉新相见，她在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含恨离开人世。
20、己亥迎春|张大千、齐白石……画过的《岁朝清供图》
21、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矛盾和斗争，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重大收获之一；其次有姊妹篇″农村三部曲″，《春蚕》的成就最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短篇″小说…
22、1982年5月，筹建中的文学馆总算有了落脚之处。巴金在给罗荪的信上说：“乔木同志也有信来。房子问题解决，文学馆可以开办了。”(28)胡乔木亲自致信巴金，是为巴金释忧，大家都知道巴金在为此事挂心。筹委会成立一年后，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于北京万寿寺西院正式挂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前往祝贺，亲自为它挂牌，前往祝贺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的还有：周扬、贺敬之、华楠、王政柱、刘导生、张大中、刘白羽、艾青、曹禺等。(29)这个临时馆址是在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等各方面协调下才解决的，然而，它并非最理想的保存资料的地方。有人曾描述当时的状况：“万寿寺西院是明清时代的遗物，曾为慈禧的驻跸之地，园林式的多重院落，占地近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五千，而使用面积又递减一半。房屋是砖木结构，刚经历了一场焚去三座大殿的大火，断壁残垣，枯树荒草，令人触目惊心。院内有几处用房尚被占住，麻烦层出不穷。文学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各方面的支援下挺身去应付面临的重重困难和考验了。”(30)
23、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24、抗战前的作品主要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家》以及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等。抗日战争期间，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憩园》《寒夜》和《第四病室》。
25、1980年8月15日，巴金访问瑞典归来在北京居停期间又见到姜德明，他再次提起文学馆的事情：“‘原来我也想过，是不是由作家们出一点稿费支持一下，这也是作家们都很关心的事。后来周扬同志说，还是由公家来办吧。’巴老以为只要有了房子就好办了，馆内的书刊杂志，谁若需要提供的话，请出一点手续费就好了。他又说，有个朋友准备写文章要为文学馆呼吁了，让我也考虑写文章。”(3)巴金已与周扬等领导沟通过，此时创办文学馆的想法已趋成熟。
26、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主人公是高家三兄弟。他们有亲密的时刻，推心置腹，畅谈理想；也有彼此埋怨、互相争执甚至冲撞的时候；最后为了悲剧不再发生而团结在一起。高家三兄弟身上虽然都有缺陷，有着人性薄弱处复杂幽微的一面，但这恰恰丰满了人物。因此在阅读这个故事时，读者们会有相似的体验：自我代入感很强烈、常常感到心潮澎湃。
27、1981年3月27日，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逝世，4月20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巴金被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现代文学馆的筹建问题也列入议程。当年10月13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巴金主持，“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工作的汇报。由巴金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获得了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将要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具有国家档案馆的性质。它将逐步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若干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资料、研究中心。巴金已捐献15万元作为建馆基金。他表示还将继续为文学馆募集基金，促进文学馆早日建成。”(22)开会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巴金、张光年、贺敬之、朱子奇等人，他也对文学馆的筹建寄予希望，后来的新闻报道中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同志1980年倡议的。1981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中国作家协会筹备。胡耀邦同志在一次接见巴金等同志时，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表示热情关怀和支持，并作了重要指示，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巴金、谢冰心、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孔罗荪、张僖９人组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孔罗荪任主任委员。”(23)——这则报道中确认了：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在1981年得到中宣部的正式审批；在这次主席团会议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组成，它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展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28、对于正在推进中的中国现代化事业，巴金认为精神的现代化更不容忽视：“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9)这等于说文学馆从设想中就不仅仅是史料保藏的“仓库”，它是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和文学史联系在一起。
29、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有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老太爷又为觉民聘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下，觉民离家出走。老太爷的四子克安、五子克定，皆酒色之徒，在外胡闹事发，以致阖家不宁。继又发生家产之争，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陈姨太以封建邪说为由，强迫瑞珏去乡间分娩，致使瑞珏难产而死。至此，觉新才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该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30、无论是“青年革命心态”，还是“青年抒情文体”，其核心都是青年。如果将小说中的人物排张表，会看到比觉新大的基本上都是负面人物，比觉新小的大多数都是被迫害的人物，觉新夹在中间是唯一的“圆型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夹在新旧之间的充满矛盾的人物。要理解“五四”以后的进化论意识形态，《家》是一个最简单明了的图表。
31、巴金的原名和字源于《诗经·国风》中《召南·甘棠》的首句“蔽芾甘棠”。而“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枯宁，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
32、(44) 见巴金1985年12月24日致杨犁信，《巴金全集》第22卷第4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巴金1986年2月1日致杨犁信，同前，第478页。
33、《家》是巴金的自传体小说，是为了纪念他的大哥而写的，如他在后记中所写，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巴金文学的思想核心为“真与善”；这两点之间“真”是巴金思想的生命，是核心;“善”是巴金文学思想的基石。《家》则更直接体现了他对限制个人自由封建主义无情的控诉。让我们感受到他含有同情心的怜悯。
34、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35、走近巨匠|“中国只有这么一个徐悲鸿，还嫌多吗？”
36、巴金小说的生命意识首先体现为对美好人生的爱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巴金关于爱的思想首先体现为其善良意识。在巴金看来，善良意识是促使人向最完美的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统摄人的情感和理智运动的心灵的力量。
37、1922年，18岁的巴金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由此开始了延续60年的翻译工作。巴金自谦自己不是文学家，也不是翻译家。他写文章、发表作品，是因为有话要说。他对于翻译的作品有自己的选择：“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去打动更多人的心。”每次重读时，巴金仍然为这些作品感到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仿佛那些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作者的心还“在纸上跳动”。
38、1981年4月，在“随想录”专栏中，巴金专门写了一篇《现代文学资料馆》，“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6)巴金是这么写道，他对文学馆的盼望之热切竟然以“着了魔”来形容。1982年，他又写了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把他倡议建立文学馆的主要构想和意图讲清楚了：“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7)搜集研究资料之外，这个倡议还跟巴金后半生的经历和晚年的反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段时间，现代作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作品被污蔑为“毒草”，究竟该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作家的贡献和这一代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巴金有自己的思考。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巴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文学资料馆，将那些宝贵的资料留给社会、留给后人。“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