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憩园”是一座旧式公馆，是一座漂亮的大宅子。设计建造这座公馆的是杨家老爷。后来，杨家老爷过世之后，公馆被卖给了姚国栋。
2、黄裳先生的家，在淮海坊的隔壁的陕南邨。我偶尔会收到他的来信，有时也和李国煣老师一起去看他。相比于淮海坊门前的热闹，陕南邨比较安静，走进黄裳先生家的那栋楼更有闹中取静的感觉。窗外几棵树遮住了阳光，还是墙上挂的字的暗示(“雨意欲成还未成”)，这里给我的感觉，每次来都是阴湿的天。不过，黄先生的笑容很灿烂，像他的大肚子一样饱满，得意时不是微笑，而是“嘿嘿”两声。他的话不多，偶尔有一两句，声音很大，大约是耳聋的缘故吧。一般都是我问他答，这间歇，是默默相对。我偶尔会望望窗外，现在回忆，居然从来没有问一问《榆下说书》的“榆”还在楼后吗？
3、附:黄裳书信中的巴金(周立民).....175编后记(周立民)............230
4、《激流》通过描写高公馆的由盛转衰及其分崩离析，反映了封建大家庭逐渐没落的过程，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讴歌了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同时高公馆的生活也是以作者自己早期的家庭生活为原型而书写，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
5、1931年4月20日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巴金的资料简介50字)。
6、品读|巴金：“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女神节快乐
7、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8、 巴金住宅为假三层单栋住宅。建筑样式比较简朴，体量略显敦厚，上覆盖着平缓的双坡屋面，略有孟莎屋顶的特征。建筑以山墙面为主，从格局上看底层为四开间方柱敞廊，二层也是相似的敞廊，三层位于坡屋顶下，弧形窗洞，似和另一立面的底层入口略有呼应。门窗、门廊的简洁宽大已经让人感到当时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但在室内仍具有传统洋房的要素，壁炉、天花线脚、朝向敞廊的宽大百叶门等。外立面为细卵石墙面，南立面底层为敞廊，上为跌檐式山墙，北立面设带券心石的半圆形拱券。
9、 当年搬家之初，巴老全家都很高兴。夫人萧珊新买了很多家具，使家中很多书籍上了书架，房屋前草坪和院子里的广玉兰和葡萄架都是巴金所喜欢的。在这里，巴金写下了《大欢乐的日子》、《赞歌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散文。巴金原来还想写《激流三部曲》的续集《群》，描写觉慧离家后的生活。晚年巴金不顾年老多病，谢绝各种应酬，历时八年，在武康路寓所写出了有四十余万字的《随想录》(五卷本)。
10、霞飞坊的房子的开间不大，三楼临窗放着一只书桌，铁床放在后侧的角落里，其余的空隙全部被装玻璃橱门的书架占去。书架布置得曲曲折折，中间留有可以侧身走过的通路，就像苏州花园石假山中间的小径似的。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二楼的一间是朋友让出来的，是吃饭、会客的地方。
11、 进得院来，迎面是那假三层(两层带阁楼式)英式风格的主楼，灰色细卵石墙面，装饰简洁，只以绿色木栅门窗搭配白色拱券，显得相当素雅简静。加上两栋小辅楼和一个后花园，总共大概上千平米的面积。这幢始建于1923年的花园洋房，据说最初的房主为英国人毛特宝·林海;在1948年经改建后作为前苏联驻沪领事馆商务代表处;1955年9月，巴金全家从淮海坊迁入，并在此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
12、巴金走过的是101年的非凡人生。他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同时被认为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13、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巴金的资料简介50字)。
1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
15、而巴金处女作的《灭亡》则把他反专制的憎和对人类的爱的这两面作了非常青春激情的表述，而后的《家》则更为直接的体现了他对限制个人自由的封建的主义的无情的控诉。后期，《火》《第四病室》《憩园》《寒夜》，都体现了对40年代中国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火》对抗战的直接描写，《第四病室》对社会底层黑暗的揭露，《憩园》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思，《寒夜》对社会黑暗的控诉。
16、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完一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但他留下的经典作品，真诚无私的人生品格，对友人、师长、后辈的尊重和关爱，令他从未被人们忘记。
17、巴金，男，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d派爱国民主人士。
18、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成都， 四川，人，出生于嘉兴， 浙江巴金，本名李尧棠，又名佩竿，吉利、黑浪、春风等。又名芾甘，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无d派，巴金于1904年11月出生于成都， 四川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五四运动，之后，巴金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并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开家乡到上海， 南京等地学习，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巴金在文革后写的《随想录》，内容简单，感情真挚，充满了作者的自责和自省，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19、1941年8月17日巴金在昆明编辑完成《白甲骑兵》后，曾在该书后记中这样写道：“我算是她的遗嘱的编者，但是这次工作的大部分都是蠡兄代我做的。他也是世弥的友人。译文五篇，都是从法文译出的，四篇录自《译文》月刊，一篇从《文学月刊》中抄出。抄录的事情是蠡兄找人代办的。”可见这页《棺材商人》手稿应是1941年左右由他人在上海抄写而成。那会是由谁抄写的呢？这个大概只有当时在上海具体办理此事的陆蠡知道了。陆蠡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翻译家、散文家、编辑家，在帮助巴金出版罗淑翻译集《白甲骑兵》后第二年就牺牲了。陆蠡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他深知巴金对罗淑大姐的那份友情，也知道巴金编辑这本罗淑翻译集的意义，可以想象陆蠡为帮助巴金完成编辑罗淑的翻译集《白甲骑兵》而在上海四处奔波，寻找六年前各种曾经刊登过罗淑译稿的刊物时的情景。在找到发表《棺材商人》的刊物后，陆蠡也一定是请了一位书写功底很深的人认真地、工整地抄了一份，将抄件寄给远在昆明的巴金。
20、1983年，巴金在鲁迅故乡绍兴，摄于百草园。
21、 南洋中学、永年路149弄、建国东路39弄4号、陕西南路287弄52号、南昌路148弄11号、南昌路136弄1号、襄阳南路306弄22号.淮海中路927弄59号，以及武康路113号——1955年到2005年的“巴金家”，也是2012年正式开放的“巴金故居博物馆”。
22、1932年5月23日，长篇小说《雾》出版。1933年1月，长篇小说《雨》出版；5月，长篇小说《家》出版。1935年3月，中篇小说《电》出版。1936年4月，《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出版。1938年3月，长篇小说《春》出版。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23、作为汉语学习的必备工具书，《新华字典》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殊不知，它的诞生与叶圣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4、到了晚期的巴金对于“善”的思考则更加带有更明确的社会内涵，这个内涵，主要是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来体现，即反对文化专制、反对长官意志、反对粉饰现实、忏悔自己精神上的软弱，认为整个民族都应该忏悔和反思。于是他也响亮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
25、叶小沫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很多人不识字，对于怎么实现‘扫盲’，爷爷心里特别着急。他想，识字需要看书，看书就需要字典，而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辞书，语言生涩，还不准确。”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驰函北京大学校长，商调中文系主任的魏建功到总署编审局，筹建主持“新华辞书社”，着手《新华字典》编写工作。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任社长。新华辞书社转隶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改称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其主要职责就是编写《新华字典》。
26、“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叶圣陶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最初和最终”职业的热爱。他曾经发掘巴金、丁玲、戴望舒、胡也频、施蛰存等一大批贤才俊彦，故而被称为文坛“伯乐”。
27、巴金文学思想的核心为：真与善。这两点之间，“真”是巴金文学思想的生命，是核心，“善”是巴金文学思想的基点，是价值。巴金文学思想中的善是人的绝对自由追求的价值观，这主要得益于他早期所接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
28、著名学者陈子善和青年学生在研讨会期间交流。
29、巴金文学思想的核心为：真与善。这两点之间，“真”是巴金文学思想的生命，是核心，“善”是巴金文学思想的基点，是价值。巴金文学思想中的善是人的绝对自由追求的价值观，这主要得益于他早期所接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
30、NO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31、 文学泰斗巴金(1904-2005)与上海结缘，应该从1923年他自成都来沪说起。在最初来到上海至解放初期近30年的时间里，巴金的生活状态不稳定，有多次搬家经历。20世纪20年代，巴金曾住过建国西路康益里的亭子间，自法国回沪后暂住过宝山路鸿兴里“世界语学会”的房屋，后于1929年搬至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与索非一家住在一起。1936年住在襄阳南路敦和里21号；半年后，又搬到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59号，仍和好友索非住在一起。“住进霞飞坊虽然前后也算有18年时间。但其间从1940年夏我离上海去海防，辗转到了昆明。以后一直住在重庆等地生活，直到1945年11月才回到上海。这一年12月，三哥李林去世，我办完丧事又赶回重庆。因为萧珊就要生孩子了。到重庆没有几天，女儿小林就出生了。” 不久后，巴金和萧珊带着小林回到上海，在漂泊多年后，巴金在上海有了妻女相伴的新家。
32、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33、这份资料写于1966年8月10日，即文化大革命初期，题为《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的经过》。由于这份材料内容丰富，后来被人油印，广为流传。这份材料中有一处提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当时茅盾同鲁迅的关系表面上是好的。但鲁迅谈话中几次提到茅盾，说：‘近年来，茅盾对我疏远起来了。他没有搬家前，我们同住在一个里弄，有的事当面一谈就可以解决，可就不当面商量。’鲁迅又说过这样的话：‘凡有外国人要见中国作家，我总是推荐茅盾去，请他代表中国左翼作家。’鲁迅当时谈话中表示他最不满意茅盾等人的，是生活书店要求撤换《译文》编辑黄源(《译文》原在生活书店出版)，事前没有同鲁迅商量，而用鲁迅认为‘吃讲茶’的方式‘要挟’鲁迅的一件事。”(《雪峰文集》第4卷，第5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不过，茅盾在文革时期并没有看到这个材料。直到这份材料1979年2月在《新文学史料》第二辑刊出之后，茅盾才得以知晓。茅盾历来是以鲁迅亲密战友的身份现身的，还有一幅鲁迅、茅盾联名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油画公开展出过。所以，当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年刊》负责人闫愈新访问他时，茅盾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通过这件事，茅盾提出要反对神化鲁迅，不要搞形而上学。茅盾这篇文章同时又发表于《人民日报》，在鲁迅研究界引发了一番争议。茅盾所不了解的是，1974年6月23日，雪峰收到了温州第六中学一位语文老师项经川的一封来信，并于同年7月1日作了认真回复：“当时鲁迅先生谈话中说到茅盾先生等‘可就不当面商量’的话是指当时生活书店要撤换《译文》编者的事情。这件事，我到上海后同胡愈之先生及茅盾先生谈了鲁迅先生的态度后，相互间当即谅解了，胡、茅等也承认他们当时没有把事情处理妥当。总的说来，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同鲁迅先生的关系是好的，他们对鲁迅先生是尊敬的。至于说‘不够尊重’鲁迅先生，是说当时左翼文艺界都还没有能够像毛主席那样重视鲁迅先生，也就是认识鲁迅先生很不够的意思，不只是说某一人或某些人。这一点，你大概不会有误解，也就是说不会对茅盾先生有误解。”(《冯雪峰全集》第7卷，第142至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这封复信中的文字，正是前面那份材料中关于这件事情的必要补充。我想，茅盾如果能理解冯雪峰写的那份材料并非出于自愿，此后又作了必要的补充和更为周全的表述，定会对雪峰多一些应有的理解和历史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