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亚洲诸国中，伏尔泰对中国最为关注。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浓重的“中国情结”。(注：当代著名汉学家安田朴认为，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中国热”学者群中的一位中心人物，他生活于该世纪的中期，是一名最热情积极、最意气奋发和最顽强不屈的“中国热”学者。参见(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52页。)他对以儒学为本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中国视为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开化的文明民族，认为中国文明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个国家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7页。)他赋予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地位，甚至认为世界史是由中国史开始的。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典籍《五经》，“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9页。)在伏尔泰看来，中国文明的本质性规定乃是一种伦理型文明。在中国，“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6页。)孔子创立的儒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伦理的格言。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员。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讲什么奥义”。(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7页。)伏尔泰被耶稣会士笔下的孔子形象所深深吸引，与金尼阁神父、杜哈德神父等人一样，对孔子极尽赞美之忱，认为“他只是作为贤者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9页。并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66—70页。)所以，在中国，孔子享有一切荣誉，这是“一个人由于在神明的问题上，提出了人类理性所能形成的最圣洁的看法而受之无愧的荣誉”。(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9页。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叙述道，他在孔夫子石像下写下了如下的四行字，以表达他对这位圣贤的尊敬心情。“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引自(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03—704页。)
2、然后他就会连忙解释不是那个静静，单纯的静静！
3、可见，魁奈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国家政治与法律生活的图景，而按照他的看法，符合上述自然的社会基本规律的要求的国度，乃是中华帝国。魁奈甚至认为，他所系统而详细叙述的，是“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的中国的理论”。(注：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载于《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396页。)换言之，这是魁奈关于中华帝国国家制度的理想型的理论范式。魁奈的这一识见，似乎是发自内心的。与我们以下将要看到的斯密的态度不同，魁奈对那些欧洲历史家和旅行家关于东方及中国的叙述材料并不持有怀疑的眼光，而是申明那些叙述材料“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注：参见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载于《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396页。)不过，他的那部题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的著作，从书名上看却容易给人们造成错觉，似乎魁奈及其重农学派是专制政治的宣扬者。其实，在魁奈那里，专制君主有“合法的”与“不合法的”之分，由此就产生了“合法的专制主义”与“独裁的专制主义”之区别。魁奈及其重农学派所主张的专制主义，并非专制独裁，而是一种“合法的专制主义”，亦即受到法律制约或法律上的专制主义。(注：安田朴说，一些人由于误解了魁奈的《论中国的专制主义》这部书的标题，所以有时便把重农学派学者误判成专制政治的支持者。事实上，大家只要读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就会理解到魁奈及其重农学派的政治理念在任何方面都绝不是专制制度的同道者；这里的“专制主义”，实际上是“合法的专制主义”，它无论是与专制制度还是与专制明君的理论都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安田朴继续指出，在那个人们一心向往自由的启蒙时代，魁奈的这部著作的书名确乎具有某种挑衅性的表象，就连托克维尔和卢梭也会产生某种误解。特别是卢梭对“合法的专制主义”的解释也持有异议，声称他对于所谓“合法的专制主义”，既不会欣赏它，甚至也不想听到它，把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词结合到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安田朴对卢梭的这种态度的基本判断是，与其说卢梭对“合法的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感到费解，莫如说反映了卢梭那反对中国的更广泛的偏见。参见《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74—775页。)这种“合法的专制主义”，渊源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强调国家的政治权力决不是暴君的专断任性，并且应当是对人们的所有权和自由的维护与保障。按照有的学者的诠释，“合法的专制主义”意为和仅仅意为“法律的专制主义。”(注：魁奈关于“合法的专制主义”与“独裁的专制主义”相区分的思想，后来也被孔多塞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参见(美)劳伦斯·克拉德：“西欧著作中的东方社会史”，译载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第118页。)因此，这一概念的重心不在“专制”上，而是在“法律”上；这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大家认其具有专制力量的法律思想。(注：(法)列昂·谢尼斯：《重农主义者们的政治思想》，巴黎，阿尔图尔·卢梭书局，1914年；参见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75页。)在魁奈看来，中国的专制政治属于“合法的专制主义”范畴，它建立在明智的和确定不移的法律基础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并且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因而皇帝的权力要受到制约。(注：魁奈反对孟德斯鸠对中国政制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统治不是独裁的专制主义而是合法的专制主义。魁奈关于专制主义的分类，后来在亚历山大·道论印度的著述中以及黑格尔对亚洲的论述中又被重新提起。参见劳伦斯·克拉德：“西欧著作中的东方社会史”，译载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第108页。)广大的中华帝国建立在科学的和自然规则之上的政治制度，是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发展结果。中华帝国是善于进行行政管理的，其中重要的在于依靠治理国家的形式和规则的孔子的儒家学问。“自然状态”的理念与孔子的“天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深受孔子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因而世界上唯有中国人才仅为实施“自然状态”或“天命”而立法；中国之所以繁荣与稳定，这应归功于把自然法则编纂成法典。(注：安田朴甚至断言：蓬巴杜夫人的这名医生(即指魁奈)最终若不是从孔夫子的书中又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自然状态”的思想呢？“自然状态”成了任何立法以及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准则。如果不是从中国，他又是在哪里发现了一个安全依赖其农业和季风流向规律的民族呢？如果不是在中国，那么大家又在哪里曾看到堤坝和灌溉需要作出一种共同努力的例证呢？参见《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77页。)所以，在中国，“在学问的帮助下，形成了国家的第一阶段，这些学问非常适合于通过理智的光辉来领导人民，使政府完全服从于那些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的和颠扑不破的规律。”(注：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载于《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419页。)中国的统治制度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的，对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的追求，成为他们合法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在中国，“皇帝们总是把遵守古代的礼仪和举行这些礼仪看做是他们的主要责任之一。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领，他们是统治人民的皇帝，是教导人民的导师，是行祭的祭司”。(注：参见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页。)在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内，实行自由的检举，经常在政府的通报中报道官员滥用职权的现象，经常检查政府的活动，以便使各个省份都能遵守法律，反对滥用权力，——这是稳定而自信的政府的重要条件；中国的法律都是建立在伦理原则基础之上的，伦理与政治构成了中国仅有的科学，统治者的政令不能违反惯例和公共福利；在这里，渊源于“自然秩序”的政治秩序无疑会形成一些强制性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乃是自然法则的体现，司法活动同样不能背离公正的法制；在整个帝国内，财产所有权是相当安全的，子女都是按照继承权的自然秩序来继承自己的父母和亲属的遗产。
4、比之对待其它亚洲国家的分析，孟德斯鸠关于古代中华帝国的思考确乎有许多特别之处，甚至带有彼此矛盾的看法。(注：法国汉学家安田朴通过比较《论法的精神》的正式刊印本中关于中国政制的叙述与《〈论法的精神〉的档案》中的相关材料，发现后者中有关中国政体形式特点的见解，恰恰就是赞扬中国政制的那些传教士的观点，而这也是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极力驳斥的观点。在写作《论法的精神》一书的稿本中，孟德斯鸠甚至认为“中国是一种混合政体，它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皇帝的无限权力而酷似专制主义。中国通过对政府的限制以及以父母和孝道为基础的某种道德也多少具有一点共和国的特征，中国是由于一些严厉的法律和对于敢于冒险直谏的坚定行为的崇拜而又是一个君主国。这三种非常温和的事态和出自气候自然现象的形势使它延续下来了。如果该帝国的崇高伟大使之变成了一个专制政府，那么这可能是所有政府中的最佳者。”很显然，在《论法的精神》的手稿中孟德斯鸠所肯定的东西，后来却成了《论法的精神》正式版本批驳的对象。在后来的孟德斯鸠看来，如果中国政体把威慑、荣誉和道德三者融为一体，那么在确立三种政体的原则时便提出了一种空洞无意义的区别。安田朴分析说，后来的孟德斯鸠之所以要否认他在《〈论法的精神〉的档案》中所肯定的东西，这与当时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的事件有关，而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上，孟德斯鸠显然受到了傅圣泽的影响。因之，孟德斯鸠所形成的中国形象是不连贯的和互相矛盾的，参见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93—533页。亦可参见(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册，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5页。)一方面，他意识到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生活确实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先前关于中国政制的否定性意见有些是错误的，而“就是在错误的认识本身中也常有某些真实存在”。(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1316页。)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做出了许多奇迹。比如，中国的气候异常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而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并且中国的人口成为抑制暴政的因素。为了防止人口众多的和生计困乏而发生动荡与纷乱，中国的君主常常受到这方面的警告，进而改革弊政，惩罚腐败，因之，“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28页。)又如，中国人很重视礼治的作用，礼教仪式与中国的基本政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那末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亲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象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着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6页。)由此，统治者集中一切力量，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引导和鼓励人们遵循伦常规则，使人恪遵孝道，养成服从和孝敬的观念。古代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受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社会生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所以他们的法律比较符合实际。(注：安田朴说，孟德斯鸠不由自主地赞赏起“礼”这一实际上是形成中国文化的新疑特点之一的内容，并且非常透彻地理解到礼仪在中国文化和政府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安田朴问道：既然许多值得尊重的法律和许多出众的礼仪治理着这个遥远的帝国，孟德斯鸠怎么能一下子将它视为最坏的专制国家呢？参见《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505—507页。)为了确保礼治秩序的建立，统治者不惜运用刑罚的力量。“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借刑罚去完成刑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3—314页。)当然，中国的刑罚运用还是注意区别对待的。“在中国，抢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对其他抢劫就不这样。因为有这个区别，所以在中国抢劫的人不常杀人。”(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91页。)再如，一般而言，在民主政体中是需要建立监察制度的，君主国是不需要监察官的，专制政体就更不需要设置监察官。但是，在中国，却设立了监察官制度。“专制政府不应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的事例，似乎破坏了这条规律。”(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72页。)按照孟德斯鸠的看法，古代中国政治与法律生活领域的种种独特之处，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他认为，“在不违反政体的原则的限度内，遵从民族的精神是立法者的职责。因为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时候。”(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05页。)在中国，礼仪风俗生生不息，与民族生活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因而是不能毁灭的，并且也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中国的立法者们把法律、风俗和礼仪混合在同一个法典里，对此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而他们的礼仪代表他们的风俗。”(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2页。)因之，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引导下，“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2页。)正是这种独特的民族法律精神使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独具特色。
5、女神弱弱的说了一句：“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你有机会吗？”
6、拿破仑执政后，学校被授予“巴黎高中”(LycéedeParis)的称号，随后更名为“帝国高中”(LycéeImpérial)
7、日本法律的精神，集中地体现了日本专制主义的特征。那里的刑罚异常残酷严峻，差不多所有的罪犯都要处以死刑，即便是赌钱，也要一律处死。这一严厉的刑罚，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天皇是一切财产的所有人，所以几乎一切犯罪都直接违背了他的利益，所以惩罚罪犯是在为天皇报仇。这种残酷的刑罚也同日本人的性格有关。“日本人民的性格是使人惊异的。日本人民是顽固、任性、刚毅、古怪的，一切危险和灾难都不放在眼里。乍一看来，似乎这种性格可以使立法者免受责难，不认为他们的法律过于残酷。但是这些人本来就轻视死亡，并且往往因为最最微不足道的一种幻想就剖腹自杀。”(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87页。)在这里，孟德斯鸠向日本的立法者提出建议，要他们确立适度的刑罚与奖赏，或通过道德与宗教的箴规，或应用荣誉的法规，或者采取一种缄默的办法，去教养人民，改进刑罚。然而，他也意识到，这些改进的方法是专制主义所不能了解的，也是不要能采用的。“在日本专制主义曾尽力滥用权力，因此变得比专制主义本身还要残恶”。“人们的心灵，处处都受到震惊，并变得更残暴了；只有用更严厉的残暴才能驾驭它们”。“这就是日本法律的起源。这就是日本法律的精神。但是这些法律的残暴多于它的力量。”(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88页。)
8、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
9、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代表作《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1778年5月30日逝世，享年83岁。
10、“据说，这篇世界一流语言大师雨果先生的演讲很难看懂，”最近几天老是嗓子疼，说起话来像有砂纸在挫刮我的喉咙，我尽可能把音量放到最低，“据说，有很多深奥的语段。前几届的小妖们都说很难，你们敢读一读试试吗？”
11、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代表作《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1778年5月30日逝世，享年83岁。
12、卢梭 提倡“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
13、"这次不是讲究谁看得最快，而是讲究谁最看得懂。“我在教室的过道上一边慢慢的踱步，一边曼声细语，“看不懂的句子，精炼得像名言警句一样的句子，优美得像诗一样的句子，各自打上不同的记号，方便我们读完了就来交流。”
14、 我们终于高兴地看到，伏尔泰不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园》而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找到了公正和正义的精神原型。它即是一个过去，又是一个未来(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公正就象救世主降临说一样，成为一个不可消除的标记。它无疑是一个传统，在古希腊、中国、法兰西及整个世界播撒。于是有成千上万增补的幽灵，前赴后继，成为我们无尚崇高的价值典范。
15、我把参考书上关于伏尔泰的生平事迹读了一遍。启发小妖们去关注雨果在自己的演讲里是如何去写伏尔泰干涉过的两件举世闻名的司法案件，了解雨果这样写的意图。
16、静等小妖们啃文字的时间里，我在脑子里想了几个需要小妖们搞明白的基本问题。
17、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让·雅各·卢梭)(1712——1778)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直至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这就是人民主权思想。
18、我安安静静倚着讲桌看小妖们坐在座位上一字一行吭哧吭哧啃书本。这文章像患面瘫的霸道总裁，格调高冷，门路幽深，得连猜带蒙才搞得出那么点意思。不过想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文字再炫再酷，都是要让读者明白写作意图的。文字是包装，内涵才是作者要兜售的商品。只要肯读，不是傻子都能啃出个一二三。
19、伏尔泰考察传统东方社会法律文化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发现人类社会文明成长过程中的共同之处以及历史差异性。在他看来，与人性相连的事物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或相似的，而与风俗习惯相关的事物则是在不同社会与国度是有差异的。他指出：“一切与人性紧密相连的事物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而一切可能取决于习俗的事物则各不相同，如果相似，那是某种巧合。习俗的影响要比人性的影响更广泛，它涉及一切风尚，一切习惯，它使世界舞台呈现出多样性；而人性则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一致性。它到处建立了为为数不多的基本原则：土地到处都一样，但是种植出来的果实不同”。(注：(法)伏尔泰：《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81页。)“宗教、迷信、好的或坏的法律，奇风异俗，都各不相同”。(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2页。)而人性和风俗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人性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面前，法律是苍白的无能为力的。立法要反映一定社会的风俗习惯的自然要求，世俗的立法者不要伪称神明的启示或口授而颁行律法。那些体现人类理性的自然法则的自然法，是基于人的本性而形成的，是一切人间的政治性法律的基础。这种自然法体现了人类对正常秩序的向往，“它在暗暗地鼓舞着人类，防止人类的彻底毁灭。这是大自然的一种动力，它在不断地恢复它的力量；它是形成了各个国家的法典。因为有了它，人们才尊重法律和法官”。(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79页。)
20、又是一个公正，不过这次把它放在皇帝身上，最有权力的父亲。它保证了中华帝国的制度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它建立在父权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个制度是皇帝人格的化身，派生物。在伏尔泰的《中国、印度、鞑靼人信札》(以下简称《信札》)一文中。我们怎么看这里描述的中国皇帝呢？我们如何把它与巴比伦公主的中国皇帝印象区别开呢？当我们试图区别时，会意识到这种努力往往是白费力气。我们在《巴比伦公主》中发现了真实，而在信札中却发现了虚构。在第一封信中伏尔泰说他在邻居M.Gervais家聊天，在他的柜台上竟发现一本乾隆皇帝的诗集。啊，这个伏尔泰印象中地大物博的国家有幸有如此渊博的皇帝，他不禁惊呼：“皇帝竟然如此善良，谆谆教导一亿五千万人民，如此有才华，居然写出这么多诗……”这里的中国皇帝俨然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他以公正统治天下，只是当它在柏拉图那里尚停留在理想状态时，在中国已是现实。这是奇迹吗？中国人认为这很正常。与专写淫秽小诗的奥古斯特君王不同，中国皇帝“只为教育人民和人类的幸福而写作”，而且伏尔泰从传教士P.Parennin那儿得知，在乾隆帝之前，鞑靼人尚不能以自己的语言作诗，所以乾隆又是知识王。尽管如此，乾隆却以极谦卑口气谈自己才能不足，只是“勤能补拙”。皇帝不但公正，而且诚实。伏尔泰认为这种美德在18世纪的法国尚未见过。在诗集序言中，中国皇帝称国家为大，自己为小，他以弘扬祖先的美德为己任，并诚恐无力担此重任！对如此伟大的皇帝，伏尔泰只能致以敬意。在《信札》中的第二封信中，我们读到皇帝的诚实竟使自己的诗“毫无想象力”，他不需要发明什么。我们由此想到苏格拉底的无知，他只是古老善的传声筒。
21、2010年之前，这句话很少被提及，网络上唯一能找到的痕迹是“大耳朵英语”网站于2008年10月20日发布的一个知识帖——“最有意思的100条名言”。这100条名言的第21句就是“伏尔泰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会有负罪感(Nosnowflakeinanavalancheeverfeelsresponsible)。无法核实“最有意思的100条名言”是发布者自己的整理还是转载了他人的内容，但就收录的句子来说，却难称严谨与准确。最典型的是，题为“100条名言”，实际编排的名言竟有101条。这个知识帖虽不靠谱，但其互联网记忆的原点价值却不容忽视。在没有外部干预和纠偏的情况下，“伏尔泰说过”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续的搜索。
22、事实上，自“没有一片雪花无辜论”在中文网络流行起，坚持“源自斯坦尼斯拉夫”者，就一直顽强地向认为“伏尔泰说过”者索要版权，互联网上不难找到他们抗争的印记。
23、其实，“没有一片雪花无辜论”及相关句式的流行，是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10年之后的传播现象。梳理这个句子在中文网络的流传，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24、由于路易大帝学院得到路易十四的青睐，这种课程设置很快在法国流行开来。
25、今天为师临时闭关内修，留一块自留地，小妖们，你们自己随便刨食儿吃哈！
26、学校特意请到了当时知名的建筑师重建校舍，仅保留了两座相对而立的老楼。1995年，学校又进行了全面翻修和现代化改造。
27、长久以来，古代中国的政府形式及其运作就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伏尔泰尤为赞赏。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形式乃是君主制(不是专制政体)。而儒家所宣扬的以“仁政德治”为特征的中国政制形式，与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的理想政制模式恰恰相契合。(注：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40—143页。不过，有的学者认为，伏尔泰对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中国式的德治主义及家长式统治唱赞歌，这带有过于夸大的溢美之词。伏尔泰的这一政治理想，很快被法国启蒙思想的发展所淘汰。当代伏尔泰后来转向英国式的民主立宪制时，中国的家长式德治主义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由此，他分析了传统中国的帝国统治形式，不同意欧洲一些传教士以及孟德斯鸠关于中国专制制度的看法，指出：“旅行者们，尤其是传教士们，都认为到处看到的是专制制度。这些人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在和平时期，官府的意见从来都具有法律的力量。这一重要事实推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提出的笼统含混的责难”。(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伏尔泰对古代中国的行政运行机制大加赞扬，认为比之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国要幸运得多。在这里，“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六部属于帝国各官府之首；吏部掌管各省官吏；户部掌管财政；礼部掌管礼仪、科学和艺术；兵部掌管战事；刑部掌管刑狱；工部掌管公共工程。这些部处理事务的结果都呈报到一个最高机构。六部之下有44个常设在北京的下属机构，每个省每个城市的官员都有一个辅佐的衙门。”(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0页。)因此，在伏尔泰看来，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中国这样的政治形式更好的政府，古代中国政府并非孟德斯鸠心目中那样的专制政府。“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于有那样的政府机构，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选举出来的有识之士咨询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人们在皇帝面前必须像敬拜神明一样下跪，对他稍有不敬就要冒犯天颜之罪受到惩处，所有这些，当然都不能说明这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能犯法律。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也越不能专断。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0—461页。劳伦斯·克拉德认为，伏尔泰称赞了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区分了专制主义与暴政，强调尽管在中国也可以找到暴政的例子，但是“在这幸福的国度里”，这种现象是极少发生的。参见《西欧著作中的东方社会史》，译载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第103页。)在伏尔泰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国度，那里的皇帝应该是“首席哲学家”，他所颁布的诏令，充满着伦理的教诲和教义；中国的皇帝也是“首席大祭司”和“第一位耕农”。由此，伏尔泰甚至肯定一些欧洲传教士关于雍正皇帝的看法，对这位皇帝褒扬有加，指出：“这位皇帝是历代帝王中最贤明、最宽厚的一个。他一贯关心减轻穷人的疾苦，让他们劳动，他严格地遵守法律，抑制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保护国家的和平和富裕，奖励一切有益的技艺，特别是土地的耕作。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建筑、交通要道和联结这个大帝国各河流的运河都得到了维修，工程宏伟而又省钱。在这方面，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6页。按照安田朴的分析，伏尔泰之所以称赞雍正是最为贤明的皇帝，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颁布了将基督教传教士们拒于中国国门之外的敕令。参见(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46—753页。)在伏尔泰的笔下，古代中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之举，是与其家长制统治和施政理念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政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
28、 凡此种种，显示已经过启蒙的中国在道德上比蒙昧的的西方高了一个层次。这是伏尔泰的信念。他反复提到，在中国道德对法律有引导作用，法律不说“不要做什么”，而说“应该或提倡做什么”，文明礼貌修养风度都包含在内了。法律即行善，在由这样天真的人组成的社会中生活不是最幸福的吗？
29、 在伏尔泰的中国乌托邦中，17世纪的康熙王朝是中国“最好的政府”，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即使皇帝也不能专权.因为皇帝必须考虑由制度(科举)选举上来的官员的建议。在伏尔泰的哲学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他描写了一个E(Eldorado)王国，那里的风俗具有与中国古代社会异曲同工之处。古代中国是伏尔泰的另一个神话，并经常用来与18世纪欧洲的蒙昧加以比较。站在两种立场，伏尔泰在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两者转换着角色。每当他谈到中国时，他总不禁进入一种陶醉：肥沃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遥远的国家，简朴的礼仪，浮现在伏尔泰面前的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它不来自任何宗教奇迹，但是它保存了人的尊严和本性。这也是伏尔泰启蒙信念的一部分。
30、一男生对女神表白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
31、整个19世纪，路易大帝中学逐步吞并了巴黎两所学院，扩大了学校规模。
32、不久，太阳王正式将它命名为路易大帝学院(CollègedeLouis-le-Grand)。
33、一节课，因为想偷懒却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一句神话，开启了尘封的思维开关；因为一场大激辩，暴露了小妖里面原来粉丝朵朵。
34、我把这十二个字的题目一丝不苟写在黑板最上端。(嗯，肯定不是你想象的辣个“黑板最上端”啦，是对我等弱小民族而言的最上端。大家不要笑！也不要去关心我穿的几公分高跟鞋，不管穿多高，我肯定都跟你一样高！)
35、 在伏尔泰那里，摆着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样品,启蒙与这个样品不谋而合。准确地说，伏尔泰的《论风俗》从中国文明中得到启示。启示之一与天赋人权或人的自然权利有关，我们且不谈它的内容，只看它象征的意义，它预先设定了一个公理，它像康德的道德律一样是不可争论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绝对命令”。在谈到古代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时，伏尔泰说：他们曾在所有方面是我们的先生。伏尔泰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自然法的推崇：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人权”一词，但有与它相近的“仁”。孔子的《论语》有几十处谈到仁，尔后孟子提出人性善，它们都有近似的含义，属于自然的道德，也就是伏尔泰所说的自然法。读者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它与启蒙的关系(法国当代《欧洲启蒙世纪辞典》中启蒙词条认为，在启蒙时代道德成为第一哲学)。伏尔泰的中国印象与启蒙思想在“道德”中汇合，而这样的道德，与乌托邦一词的含义不无关系。
36、更可笑的是，早在“没有一片雪花无辜论”盛行中文网络之前，就已经有公开出版的文字材料为这句话验明了正身。《外国名言引语金库》(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刘宪之、唐克蛮、庄涛主编)的第581页写得很清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出自斯坦尼斯拉夫·莱克的《思绪纷乱》。
37、没错！出生于17世纪的伏尔泰、19世纪的雨果、20世纪罗曼·罗兰都来自同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就是路易大帝中学(LycéeLouis-le-Grand)。
38、孟德斯鸠一般指查理·路易·孟德斯鸠，他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律师，西方国家学说以及法学理论的奠基人。1755年，孟德斯鸠于旅途中染病，去世。
39、这一时期的路易大帝学院以传统的古典文学、哲学和神学为中心，意在培养国家的管理人才。它将学生分为六个年级，分科授课，率先开设了物理、化学等科目。
40、媳妇看到了，一巴掌甩过来，嘴里说着：我让你倒贴钱，让你倒贴钱，倒贴钱……我……
41、庄严的语言大师傅们字正腔圆，成功的把小妖们忽悠得不知这是汉字还是鸟文。
42、 虽然古代中国的法律,宗教,制度有悠久历史，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状态，具有自然的美德，风俗淳朴。这样的国家在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是没有的，但它出现在伏尔泰笔下，写出来的是一个伏尔泰并不熟悉的中国。中国的例子说明，引导伏尔泰心灵的，不是他的理性或经验，而是他的感情。由于他参杂进感情因素，便比经验多了许多东西。后者归属于灵魂而不是躯体。而灵魂一旦脱离躯体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幽灵，道德就是由这个幽灵增生的。伏尔泰诉诸人的幸福(爱，自由，古代中国的平等，宽容，天真……)，这是感情的倾向。伏尔泰和卢梭一样都是感性之人。他们容易悲观，又容易陷入幻想。18世纪的道德与古代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学派有关，后者认为至善来于快乐，最快乐莫过于使人幸福。之后的基督教道德与此相冲突，因为基督教以牺牲人性为代价追求所谓社会道德，整个18世纪的启蒙道德都倾向于伊壁鸠鲁学派，把道德与人的幸福联系起来，或与感性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