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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金到底捐了多少东西？目前尚无精确和全面的统计。从可查的数字看，书刊，近九千册。“出版时间最早者为1909年，至迟者为1993年。其中1949年12月以前出版者二千余册，1950年1月至1966年5月出版者四千余册，1966年6月至1976年12月出版者约三百册，1977年至新世纪初出版者二千余册。”(50)这些书分十多批陆续捐赠给文学馆的，里面有大量的作家签名本，也不乏现代文学的珍本书。《人民日报》在1983年11月19日曾发表一则题为《巴金捐献珍贵资料》的简讯(署名“文”)，谈到的应当是巴金第一批的捐赠，尚以书刊为主：
3、12月1日 日本公论社汇《随想录》稿酬21元(关于巴金的资料50字)。
4、 巴 金 三月十日
5、《巴信》应是《少年文艺》编辑部所约，巴金在上海答应了的。他给《儿童时代》写的《向小朋友贺年》有2000来字，而《巴信》最后的字数仅700来字，似乎少了一点，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在百忙中抽时间赶写出来的。笔者推测，《巴信》写于北京，最有可能是在1月初的几天里。
6、领取版税，买回生活资料，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我曾经协助过萧珊进行过这样一次“战斗”。我们一早赶到书店，取到支票，立即赶到一个在银行里工作的诗人朋友那里去贴现。领到用线绳扎起的一捆捆污秽的“法币”，借了一个小口袋装了，又立即跳上三轮车。按照事先的计划，飞快地把这换成一些日用品，才长长吐一口气，安心了。整个过程只需要很少一点时间，但毫不夸张确是一场战斗。在当时以笔墨为生者中间，有进行这种战斗的幸福的人是不多的，不，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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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月31日 为文学馆捐款 150723元(关于巴金的资料50字)。
9、《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为《春》、《秋》。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
10、韦君宜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一本回忆录《思痛录》，后来也有人把它和《随想录》比较，认为《思痛录》思考更深，而且更尖锐、更敏感。我想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作品是九十年代写的，而巴金的是八十年代写的。
11、巴金曾叮嘱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侄子李致：“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的机会，稿费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43)在1985年和1986年巴金给文学馆杨犁馆长的信中也多次谈到捐赠稿费的事情，(44)巴金故居藏有一份“巴金同志捐款清单”，内容如下：
12、(本文原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1年第2期，重刊《点滴》时作者做了文字上的修改)
13、 张裕 zhangyu@whb.cn 舒也 xjz@whb.cn
14、从日记和《怒火》文中发现，巴金“熟悉”洞海和永灵，因为他曾访问过越南。1963年，越南战争正处于第二阶段，中国作协安排巴金去越南访问，同行的是山西作家李束为。巴金一行于6月10日从北京飞抵河内，7月17日回到北京。在越南的五个星期里，巴金到过河内、洞海、永灵、海防、贤良江、下龙湾等地，与当地作家座谈交流外，还访问了许多民众，包括战士民兵。
15、波伏瓦也谈到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他们都给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有些还担任负责职务，没有工作的也作了安置，实在不行，给了他们救助。另一方面，新的知识分子也无生计之忧。总的说来，中国作家从来没有过上过物质那么富足的生活。教育的普及使他们的读者成倍增加。……
16、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巴金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的人。在《随想录》中，他希望能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阻止“文革”的再来。
17、非常幸运，巴金一家很多生活档案都得以完整保存。从一些票据，考察一位上海作家在20世纪下半期的生活细节和家庭生活状况；它们也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打开了一扇窗，回望历史，小小票据，风光无限。
18、于光远的回忆录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写的，当时我读了片断之后，我说你给我写一个完整的。于光远的性格和李锐不一样的，李锐是很严谨的，根据日记、案宗和档案来写的。于光远是上海人，他们家是晚清上海大家族，上海城墙的砖是他们家捐献的。一次我带他到上海来拍过他的一个纪录片。他是一个精神很自由，心情很通达的一个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他的回忆录是很轻松的，用喜剧的色彩回忆自己“文革”经历。比如说他讲到一个细节，“文革”前他是国家科委副主任，有一天，在科委礼堂要开一个于光远批斗会。他骑自行车就去了。
19、在父亲的衙门里，小巴金的生活带着许多奇幻的色彩。他从小跟父亲走过川北广元不少的高山大川，看见过好些不寻常的景物。仆人轿夫之类的下人几十个，来自四面八方，相识的、不相识的都和平地生活着。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一旦触怒主人就不知道第二天会怎样生活下去。这些都引起了小巴金对他们的同情，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童年的一部份，深深受到仆人们的热爱。他还常在马房里、轿夫的床上、烟灯旁，看瘦弱的老轿夫抽大烟，叙述他青年时代的故事；和“下人”们围在一起烤火，席地而坐，听叙述剑仙侠客的故事。就这样，一度时期小巴金梦想长大以后做一个侠客，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飘泊四方，劫富济贫……
20、文章记叙了作者和他的朋友两次经过“鸟的天堂”时所见到的不同景象,说明大榕树的奇特美丽,是鸟的天堂,抒发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赞美之情.
21、(38) 巴金1981年4月24日致罗荪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126页。
22、巴金多次说过，不少人劝他关起门来安度晚年，不要再写文章，再说话，享受由“相安”取得的好处。可是这办不到，即使每天只能艰难地写一两百个字，而且字越写越小，可是怎样也不肯放下笔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啊！ 1983年的秋天他在西湖边上住了一段日子。虽然行动不便，不能有太多的活动，更多的时间只是留在旅馆的房间里，可是看得出他的精神是松弛下来了，飓风已经过去，天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他还到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去过一次，他有一张百草园中的照片，拄着杖的老人脸上浮出的是欣快的笑。在游禹陵时，他还拖着病腿挣扎着爬到竖有“大禹陵”的碑亭前面。这是几年来难得的一段平静舒心的日子。可就在杭州的旅馆里又吹来了风，接着就是隐隐的雷声。一场大风暴眼看着就要起来了。
23、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 中国杰出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24、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最近将他多年所藏书刊，信件、手稿等珍贵资料3161件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25、在这批资料中，有巴金手稿36件，巴金各种版本的作品112种……有译成23种文字的巴金外文版著作49本；译文34种；具有研究价值的《煤》(后改为《雪》)《家》《秋》等出版清样8件。所捐书信中，有巴金大哥李尧枚(《家》中人物原型)自杀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以及茅盾、缪崇群等作家信件8封。
26、作为一个后辈，我对巴金的了解实在不多。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里谈天，一位客人提出要我写点什么有关他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惶恐，就声明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我举出的理由是，巴金曾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可是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却非常贫乏，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不料他听了哈哈笑道，“你弄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懂”。这就使我更为尴尬。其实我只是想顺手找一个理由来推掉，并没有除此以外对他就有足够了解的意思。但他的话也给了我一种启示，即使如此，知道多少就谈多少，懂得什么就讲什么，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不过实在的困难也正在这里。有一部古书上讲过做文章的“秘诀”就在“趋”与“避”两个字。懂得了这一点天下就不再有难做的文章。这实在是经验之谈。应该怎么说就跟着人家一起说，不该说或不能说的就避开不说。这正是一条写作的坦平大道。但是困难恰好在这里出现。应该说可以说的人家已经说了许多，用不着再来画蛇添足；不该说的呢旁人倒少有说及，但我真的就能很好地一一说出来么？看来一切都是可疑的。总之，没有勇气是不行的。 我确实相信，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的作品，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读。我尝试过用这办法来从头读巴金的书，从近作开始。在阅读过程中自然会记起许多旧事、谈话。开始时是高兴的，以为到底摸到了门路，可是随即又感到了茫然。从纷繁的线索中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正如海边的居民，日日面对大海生活，对那一碧无垠的海水波浪与涛声都熟悉、惯常了，但对大海本身却还是摸不透，还只是一个茫然。
27、当时因为自己出国，对于这些曾经在法国留学的文人政客极为好奇，自然多了一份了解。最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巴金与妻子的结识方式，让我们现在来看，非常像网友之恋。
28、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刚进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的陆谷苇，在迎新会上听到了当时的校长、新闻系主任陈望道的一席话：“记者应有广博的知识与广泛的兴趣。在历史学方面，你应该也是历史学家；在社会学方面，你应该也是社会学家。不能做‘家’，也要让这方面的专家感到你不是外行。”
29、书房是在二堂这边的一间小屋，窗外便是花园，由巴金的父亲聘请了一个中年先生任教，学生是巴金和他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共五人，而服侍他们的老书僮是六十多岁的贾福。教书的刘先生很温和，面貌也很和善，而且教学有方。每天早晨，学生一进书房就先给老师行礼，而老师则带着微笑点点头。巴金和他的三哥同坐一根板凳，老师教认方块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个老师从来不骂人，巴金有时背不出书，先生也不生气，只是叫慢慢地重读，直到背得整个课文。因此从小巴金便十分喜爱书房。刘先生很能干，能绘地图、能画图画，同时还画出了小巴金梦想的有山、有洞、有狮、虎、豹的惊险、美妙的图画。
30、(6)上海市煤气公司1955年9月10日发的“煤气过户申请人须知”，告知过户的各项事宜。
31、那是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为青年之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俩通信达半年，却未曾谋面。一次，女孩在信中提出面谈，还寄出了照片。可以说非常像相亲了。
32、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
33、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一批老人，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在了，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再谈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那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才换来后来文化和思维空间的相对拓展。这时候我们对老一代人那时候做的事情，不能漠视，更不能淡忘。历史不是孤立的，年轻人的成长，和老年人走在前面挡风挡雨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巴金8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作家受批评，像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水运宪《祸起萧墙》、谌容《人到中年》等这样的文学作品受到批评，或者评奖不能评的时候，是巴金写文章为之辩护。当时巴金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实际上用这种方式为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付出很大的代价，做出很多贡献。
34、文章说，有人发现，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会集体下跪，说：我忏悔！但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但巴金却在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仍然跪着说：“我忏悔。”
35、我编过一本《赵丹自述》。赵丹没有回忆录，只有在一九七八年之后给上海电影学院做过讲座，谈他导演的结果，没有什么自传。但是他在“文革”期间，关在监狱里写的一系列的交代，有这么厚一摞。后来黄宗英交给我，我就帮她整理了一个《赵丹自述》，这是赵丹在一个非常规状态下写的“交代”性质的回忆录。写三十年代上海怎么拍电影，怎么演戏，四十年代在重庆，后来在新疆，然后怎么在新疆被人抓到监狱里的，最后怎么回到重庆，然后在五十年代拍《李时珍》《林则徐》等影片的过程。他在监狱里的交代，语言完全是自己骂自己的话，这是赵丹特殊的自述，也是“文革”的特殊文献记录。
36、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又是坚决不同意。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家协会，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37、有四份巴金在平明出版社和晨光公司的版税清单，能够看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版税收入情况：
38、1955年夏天，巴金租下武康路113号的房子，当年9月全家由淮海坊移居于此，从此在这里度过后半生的时光。除了当年房屋付款的收条之外，还留下了一批与这房屋有关的入住手续，这些都是还原他们一家与这座房子关系的重要资料。
39、“神曲”时代，不会写歌的记者不是好传媒人？
40、它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41、“文革”期间，巴金是上海作家里面受批判最猛烈的。关于他各种各样的小报有好多种。
42、陆谷苇认为，新闻不同于文艺创作，记者笔下写出来的必须是事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客里空”，无法取信于读者。要掌握大量的新闻事实，把这些新闻事实加以选择写成好的新闻报道，记者实在只有养成勤跑、勤思、勤写、勤看、勤学的习惯，别无捷径可走。“业精于勤”水到渠成，勤劳工作会给人带来快乐。
43、巴金的好朋友胡风死后，他写下了《怀念胡风》一文。文中巴金对自己为了所谓的“过关”而写下了批判胡风的文章，表达出无以复加的痛悔之意。
44、“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
45、年届90岁的老画家丁聪，早在三十年代就认识巴金。抗战期间，曹禺将《家》改编成话剧，在四川上演时，就是由丁聪负责舞美设计。后来，他还给巴金的作品配过插图。我与陈思和在大学期间完成的第一本著作《巴金论稿》，1985年出版时，便是请他设计封面。封面上，他画的是写作《随想录》时期的巴金的肖像。在熟悉巴金的人看来，丁聪笔下痛苦地沉思的神情，准确地突出了巴金的特点。在得知巴金去世的消息后，他对我说：“我和巴金虽然没有私人交往，但我一直尊敬他，喜爱他的作品。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去世是文学事业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