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齐己(秋夜听业上人弹琴)万物都寂寂，堪闻弹正声。人心尽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泻秋碧，古风吹太清。往年庐岳奏，今夕更分明。
2、警惕 絮絮低语 倾诉衷肠 拜谒 浑浑噩噩 难以企及唉声叹气 微不足道
3、 王阳明从小就喜欢吟诗作赋，22岁时，“归余姚，结诗社龙泉寺诗作”，名声大振。而立之年，才华横溢，与“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旧游”指李梦阳、何景明等提倡改革的第一流诗人。王阳明眼看一批文人倒下，历史的责任落在了自已身上。他当仁不让，自觉地举起了改革文风的大旗。王阳明同样受到“台阁体”排挤，他指出：“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已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於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王阳明针对当时的弊病，不仅响亮地提出了“返朴还淳”的口号，而且身体力行地写出一批反映现实的优秀诗文，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王阳明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也就确立了他的超凡入圣的历史地位。王阳明为转变明朝的文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应该称颂。
4、翻译或译诗经验当然不是唯一帮助吾人或诗人建构语言陌生感的途径，但却是具体有效的一种。诗人译诗从两层面让自己诗语言习染陌生化效果：其原诗的外语词汇、句法；其原诗作者的诗艺、诗想和思想。我们算是最早中译休斯、普拉斯者，也是台湾最早译介聂鲁达等拉丁美洲大师者。我的诗语言明显受到我译聂鲁达此一经验的影响，他的技法、思想、语汇，转化、“陌生化”为我自己的诗语言。每一次新译他们的诗都让我储蓄一些书写的新语汇或语法。翻译时，你错以为那是自己的作品，觉得自己又在创作；翻译后，你无可避免地因对别人作品较专注地接近，获得一些创作的启发或动力。译诗非唯一帮我建构语言陌生感的途径，但却一直具此效果。
5、概况：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战争提倡和平的诗句)。
6、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尤为昂扬。
7、地点：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二楼多媒体室(世博大道1929号，从塘子泾路口入)
8、劳塞维茨的名言“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
9、●战争没有人道的，只有仇杀。———二战德国老兵
10、 王阳明说：“夫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如果说，人性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的话，那么，王诗是人性的一个载体。王诗是优秀作品，是因为它用艺术形式集中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和愿望等。如：
11、西都：指长安(今陕西西安)。这是泛指秦汉以来在长安附近所建的都城。秦、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因此称洛阳为东都，长安为西都。
12、要进行战争只有一个借口，即通过战争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受破坏的和平环境中。
13、这种自叙体写作来源于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的文学的传统。郁达夫构建了中国现代小说“自叙体”的叙事范型。它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产物，它以“唯真唯美”的创作理念、“唯裸唯露”的唯美表现形式、“唯灵唯肉”的叙事内容和“唯他唯我”的叙事视角，真实、直露、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在欲求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世俗与超脱之间无所适从的生存苦闷……
14、但在政治化解读之外的追认路径，亦可取得具有相当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创获。在这个问题上，抗战时期冯至的杜甫研究便足为参照，其以《杜甫传》为核心的系列撰述，就明显逸出了彼时颇为热烈的政治化解读，而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点，试图从民族危机背景下个体存在的向度着手讨论杜甫。冯至充分肯定老杜的“爱国爱民之政治热情”和“忠于艺术的创作热情”，并强调贯穿老杜做人作诗始终的执着精神，认为他的生活态度里“没有超然，没有洒脱，只有执著；执著于自然，执著于人生”因此，当安史之乱爆发，多数着意体现盛唐精神的诗人迎来创作收束的时刻，杜甫却以担当姿态叙述起时代、国家与人民的苦难，反映王朝由盛转衰之际的社会生活，奠定了自身诗歌实践的价值。值得注意，此处所谓老杜对于自然人生的严肃态度，体现在社会实践与诗歌实践中的执着精神以及面对时代苦难勇于承担的姿态，而冯至对杜甫形象的阐释，也为面临民族危机的个人如何处置社会的关怀与自我的承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具体典范，具有着不容磨灭的现实意义。
15、材料三“当我走到扶梯最后一节，迈步向他走去时，特意伸出手去。我们双手一接触，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
16、——易卜生●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托尔斯泰●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的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
17、然溯其渊源，这类在解杜时对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迎合，早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中便已有先例。1931年第9期《认识》发表了陶愚川《站在三民主义文艺的立场上论杜甫》一文。作为CC系骨干陶百川的弟弟，又是当时“有志于研究文艺的青年”，陶愚川的文化立场趋近于国民党，而《论杜甫》的调性也与其在一年前发表于《时代》的《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一脉相承，力图借助杜甫形象鼓吹国民党当局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文艺”，反拨左翼文艺与自由派文学。
18、前不久，在北大新诗研究所的“两岸诗歌写作与诗歌翻译”座谈会上，文艺评论家谢冕就特别提到有关这首诗的阅读体验：“‘兵’排列得很整齐，是战士们整装出发的时候，队伍很严肃，准备战斗。后面，战斗的结果是，队伍就打乱了，变成了乒，或者是乓。中国文字非常了不起，‘乒’、‘乓’是士兵缺了胳膊断了腿，同时，乒乓是枪声，是炮声，我们仿佛可以看见硝烟，看见战士流血牺牲，乒乓乒乓，队伍乱了，渐渐牺牲。下面是非常整齐的‘丘’，坟墓在祭奠先烈的墓园中非常整齐地排列。这里包含着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情感。这首诗不是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