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熹《秋深帖》(致会之知郡朝议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江西婺源(今属江西上饶市)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3、自此，《书》称《尚书》；《诗》为《诗经》。
4、看文字须大段精彩看，耸起精神，竖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
5、其次，朱熹在游历和出仕中，在各地留下了大量的题榜、碑版与摩崖题名书迹。关于这些书迹的传世部分，高令印在《朱熹事迹考》一书中曾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载。当然其中也存在大量的后世翻刻者，乃至后世伪托者，这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甄别的。
6、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翬、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輟，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瞻，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虽然历史上其书法艺术为人推崇备至，而一生曾写下的书迹也不少，遗憾的是失传居多。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兴圭壁。”书法初学汉魏崇尚晋唐，主张复古而不泥古，独出已意，萧散简远，古澹和平，非流俗所敢望，大有晋人风致。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现今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為主，大字墨跡很少。(朱熹简介及作品)。
7、回文词，基本上就是文字游戏，有闲的时候玩一玩即可，填一首《菩萨蛮·回文》为今天的作业：
8、为了给诗配乐演唱，以适合各种场合的演奏需要？这么说无疑也太浅显。
9、以上这些表现技巧上的特点，共同形成了朱熹诗歌不事雕琢，平淡自然，明白晓畅的风格。
10、《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中，多次引用《诗》，且未超出现在版本之外。另，《荀子》、《庄子》、《墨子》等书中，亦称《诗》为《诗三百》。
11、朱熹可谓应运而生，他认为贵族阶层需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这首诗就通过描写泉水和瀑布的流动，表达了一种顿悟的思想。
12、史和关于朱熹的历史记载，以朱熹的四次被贬为架构，讲述朱熹的坎坷一生。突出他为国为民的执着追求和精神取向。
13、为了实现这一理念，他给教育分为了两个阶段，即小学与大学，并以此编著了《小学》与修订了《大学》。他强调小学在于知事，也就是培养具体的习惯，而大学在于明理，也就是懂得哲理。即便在今天，他这样的理念，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14、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并强调备战。被主和派韩侂胄等目为“伪学”。平生广注儒学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均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颢、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其学认为：理、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又断言：“理在先，气在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教学授徒五十馀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又提出对自然变化的科学见解，如关于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如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其学说在明清两代被确立为儒学正宗，并影响至日本等国，如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颇为流行。其博览和慎思精神，对后世学者影响至深。所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所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15、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 (3) ，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16、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17、忆秦娥梅花发，寒梢挂著瑶台月。瑶台月，和羹心事，履霜时节。野桥流水声呜咽，行人立马空愁绝。空愁绝，为谁凝伫，为谁攀折。
18、 《诗集传序》的上述重要思想调整，显然在对《诗经》的整体解释上有看似平常却奇崛的实质性突破。通过此，朱熹甚至在宏观上完成了《诗集传序》与《诗大序》的某种协调，并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诗经》学观念。在基本理清朱熹与《诗大序》关系的基础上，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朱熹《诗经》学思想与《小序》的关联。 《诗集解》的修订过程，是朱熹逐步从宗《小序》到疑《小序》的过程，而《诗集传》很可能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产物。但是否如朱鉴所说，朱子后期走向“尽去《小序》”的极端，我们不宜贸然做出结论。有学者认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应该比较公允。② 正是在这样对《小序》“有取有舍”的过程中，朱熹《诗集传序》体现的基本思想观念也逐步开始成形。换言之，正像《大序》、《小序》无法机械分开一样，朱熹对《小序》所采取的遵从或否定态度，也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朱熹对《大序》的认识相关，也与他《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相关。 兹举几个朱熹表达对《小序》看法的例子。首先是两段从整体上否定《小序》的话：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曾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解。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黎靖德80:2078) 《诗序》全不可信。如何定指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云。(黎靖德80:2074) 也有结合具体作品做出分析的，如：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极多。(黎靖德80:2075)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辩诗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到《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部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黎靖德80:2076)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久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随文生意，无复理论。(黎靖德80:2075) 关于如何看待《小序》，朱熹还回忆了自己与吕祖谦的一段争论，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主张“去《序》”的根本原因： 某云：“无证而可疑者，是当阙之。不可据《序》做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黎靖德80:2077) 上述数则引文，看似孤立的个案，却透露了朱熹《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与《诗集传序》的某些对话关系。 与《诗集传序》回答“诗何为而作”这个问题时朱熹从人性之本然出发的思路完全一致，在对《诗经》的读解中，朱熹也期望回到诗作本身，做到“以诗说诗”，而非“以《序》解诗”。即不被汉儒的观念遮蔽对《诗》本身的认识，从而失去“诗人的本意”；也不曲意附会、牵合《小序》的意思，削足适履。至于汉儒在《大序》、《小序》中道出的正确观念或解诗细节，不妨采而信之。
19、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20、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宋朱熹读书之要)——朱熹名句
21、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22、苏轼和朱熹隐括杜牧齐山诗的这两首词， 都在原有的感情色彩上做出了明显的改变，相对来说，朱熹更加积极乐观。
23、那么，他们的偶像是谁呢？词中写到：鸱夷子，成霸业，有馀谋。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渔钩。
24、 待人办事没有私人仇怨，治理家务不要另立私法。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要妒忌贤才和嫉视有能力的人。不要声言忿愤对待蛮不讲理的人，不要违反正当事理而随便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不要接受不义的财物，遇到合理的事物要拥护。不可不勤读诗书，不可不懂得礼义。子孙一定要教育，童仆一定要怜恤。一定要尊敬有德行有学识的人，一定要扶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做人应该懂得的道理，每个人尽本分去做才符合“礼”的标准。这样做也就完成天地万物赋予我们的使命，顺乎“天命”的道理法则。
25、前两句展现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擘开苍峡吼奔雷，万斛飞泉涌出来。”万斛飞泉、劈山斩石，汹涌呼啸、奔出峡谷，其壮阔气势好像天上的奔雷和闪电，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26、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27、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正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全都按照自然的节奏随时感知。
28、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
29、华亭清唳出自《世说新语 》，是陆机兵败被诛杀的故事：
30、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
31、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有两部——一曰《书》，二曰《诗》。
32、这个说法不能说不对，里面确实收录了前后约六百年的三0五首诗作，但又似乎没揭示《诗》所以结集的深层原因。
33、水调歌头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空余千丈危石，高插暮云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两忘身世，来把钓鱼竿。不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中兴主，功业就，鬓毛斑。驰驱一世豪杰，相与济时艰。独委狂奴心事，不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爽气动心斗，千古照林峦。
34、开篇以清康熙年间，朱熹被康熙帝列入孔庙大成殿十二哲人的史实作为切入点。朱熹是十二哲人中，唯一一位与孔子处于不同时代的，但被列入十二哲人的后人。通过讲述康熙帝将朱熹奉为高位背后的原因，以及朱熹在元明清的史料记载中享有极高评价背后的原因，讲述朱熹在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35、所谓“文王受命”，是说周文王承受天命，统治天下，以后的周王则又继承了这一天命。周王室命史官乐官编《诗》，就是要通过诗三百，讲述周朝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令诸侯和黎民诵之咏之，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尊重周天子，服从周天子的德行。
36、从汉代开始，已经陆续有人质疑孔子删诗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37、《观书有感二首》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组诗作品。
38、《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集，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是孔子思想的重要体现。
39、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语录
40、 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41、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42、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福建尤溪，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崇安。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43、 朱时华：1954年出生。现为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d校·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领导网副总编、中国网络电视台创始人、中国美术家电视台书画院院长、国家老干部书画院副院长、北京亿和书画院院长、中华朱氏宗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校长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宣和书画艺术研究院顾问、“母亲中国”书画艺术公益基金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国务院国宾礼特供艺术家、慈善艺术家。
44、堂下水浮新绿，门前树长交枝。晚凉快写一篇诗。不说人间忧喜。身老心闲益壮，形癯道胜还肥。软轮加璧未应迟。莫道前非今是。
45、 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所集注的《诗经》读本，无论在《诗经》学史还是整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该书至少通行八百年，它的压倒性影响，明清时代甚至已经到了一般读者不知有汉、唐版本的程度。 不过，人们事实上并不完全确知今本《诗集传》究竟成于何年何月；所能确定的只是，今本——四部丛刊的二十卷通行本——与一般认为完成于宋淳熙四年(1177年)丁酉的初本有很大差异。①至少，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六十五岁的晦庵先生还在修改他的这部重要著述。 朱子基于什么原因、并依据什么原则从事修改工作？他是否既修改自身，也修改前人的观念？这些修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诗经》解释史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折射了中国主流文学和思想观念的嬗变？ 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诗集传序》下的一个简短说明，一直是人们了解朱子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证据：“《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按照朱鉴的这一说法，朱子诗经学最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存序”和“废序”这个关节点，或者说集中表现在对《毛序》乃至整个汉代《诗》学的态度上。这与现代学人的观念可以互相参照，比如郑振铎就认为“(《诗集传》)此书为攻击《毛诗序》的最重要著作”因而在《诗经》解释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倘若答案如此简单，则似乎《诗集传序》在今本《诗集传》中的存留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我们要问：如果后期朱熹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期朱熹，在《诗集传》中还有理由保留旧序吗？这是后人的僭越之举，还是另有其合理性？ 今本依然保留的所谓“旧序”，事实上并非特别为《诗集传》所作，而是朱熹的旧有之作。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有过下述判断： 此序乃是其(辉按：指朱熹)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诗传遗说》编于端平二年(辉按：即公元1235年)，既云“遗说”，乃是搜辑朱熹《文集》、《语类》中论诗之语编成，而凡《诗集传》中说均不录；朱鉴既将此序亦采入《遗说》，足证至端平二年此序尚不在《诗集传》中，其原为《诗集解》之序显然可见。朱熹乃是在是年序定《诗集解》以后开始作《诗集传》的。(591－92) 根据束景南的考断，朱熹先后对草成于隆兴元年(1163年)的《诗集解》做过三次修改。第二次修改是乾道九年(1165年)；而第三次则是淳熙四年(1177年)，是年乃为《诗集解序》——也即后来《诗集传》的“旧序”——的“序定之年”。 束景南的上述论断，不仅告诉我们《诗集传》与《诗集解》的内在联系——甚至是承继关系，而且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诗集传序》事实上乃是朱熹长期研究和解读《诗经》的成果。尽管直到端平二年(1235年)的《诗集传》版本中，还没有收入今本中的《诗集传序》，但此序的形成，无疑是朱熹长期修正自己《诗》学观点所做出的重要总结，是某种转折的标志。因此，将之置于《诗集传》之首，并不能简单视为权宜之计。或如钱穆所言，这样做至少“似亦无伤”。 目前的材料也只能证明，《诗集传序》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更有可能是后代编者而非朱熹本人所为。但恰恰是由于《诗集传序》这一文本在时间上的承继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无形中提示我们需要将“存序”甚至“宗序”时期的朱熹与“去序”或“疑序”时期的朱熹联系起来，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朱熹，也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诗经》学史。 甚至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诗集传序》作为一个参照，透过它反观《诗大序》和《小序》，反观《朱子语类》中的相关论《诗》段落。这样做，将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篇重要文献本身，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宋儒在诗之本质、诗教等问题上与汉儒的对话关系，并间接从中看到现代《诗经》学的某些遥远雏形，从而回顾和反思对民族之书——《诗经》所做文学与政治的解释，究竟给我们什么重要启示。
46、《中庸》，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相传为子思所作。中庸，是儒家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修行过程。事实上，“中庸”的“中”，是守道不移，不偏不倚，与道家“多言速穷，不如守中”本质上相同，“庸”同“用”，便是行道。所以“中庸”，用道家哲学来理解，就是守道不移，学以致用，类似于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47、“文王受命”，这才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编《诗》的宗旨。
48、释文：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誚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警切。足為世戒。且其文勢亦必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十二年(1185)四月既望。朱熹記。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49、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转自：www.binzz.com
50、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51、在语言上，朱熹诗歌具有明白晓畅、简练准确的特点。
52、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先后被授予左迪功郎、武学博士、朝奉郎、朝散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直秘阁、薄提刑、江东提刑、秘阁修撰、江东转运使、漳州知府、湖南转运副使、潭州知府、湖南安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
53、ZhuXi(1130-1200),afamousthinker,educatorandscholaroftheSongDynasty,wasamasteroftheSongDynasty.
54、 诗的寓意很深，以源头活水形象地比喻丰富的书法艺术灵感才是书法艺术作品真正的不竭源泉，阐明了作者独特的读书感受，很符合书法艺术创作的特色，也反映了一般艺术创作的本质。
55、朱熹的学术启蒙是从其父那里开始的。朱松本身就是北宋理学家“二程”的三传弟子，师事罗从彦(字仲素，豫章先生)。朱松举家移居福建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当时的理学中心之一就在闽中，这使得他在仕途不得意的日子里仍能与道学诸友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并以此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朱熹日后能成为理学大师与“闽学”领袖，与朱松有这样一层关系是分不开的，闽中理学家乐意接受朱熹这样一位理学后人。朱松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了崇安的三位道学挚友：胡宪(字原仲，绩溪先生)、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这三位就是早年对朱熹影响深刻，朱熹以父相事的“武夷三先生”，其中刘勉之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朱熹。
56、 今天的《诗集传序》，主要涉及下列四个问题。 其“诗何为而作”？对此，朱熹的回答是：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於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1) 其何谓诗教？回答与“人心”有关：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之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於乡d闾巷，其言粹然而不出於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於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至於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於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黜陟之政，於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1) 其为什么有风雅颂之别，具体是什么含义？朱熹的划分如下：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昭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於言者，乐而不过於淫，哀而不及於伤，是以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於天下，天道备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1－2) 最后一个问题，与“如何学《诗》”相关。朱熹自有一套属于理学家的答案：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於雅以大其规，和之於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细读朱熹的这则序言，我们首先看到朱子在整体上与诗经学传统的继承关系，而非后人描述的戏剧性断裂。对照《诗大序》，这一判断不难得到证实。比如，对于“诗何为而作”的回答，朱子从性、欲到思、言、音一路讲来，其中的后半部分很自然就会让我们想到《毛诗序》中让人耳熟能详的段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朱熹这里是在用自己的话部分重述《诗大序》的相关内容。 至于诗教部分，其核心内容也与《诗大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将《诗》“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从而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是儒家诗学的共同目标，朱熹只是进一步发挥而已。在“阐诗学，陈治道(钱穆语)”上，《诗集传序》与《诗大序》不仅没有分歧，而且完全一致。朱熹还强调孔子删诗的独特意义。只是朱熹这里所说的“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多少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不妨看成是晦翁在对自己从事的经典整理和阐述工作做出必要说明。如果说孔子确实获得了“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的“哀荣”，我们是否可以说，朱熹自忖与孔子政治境遇相似而同样具有远大抱负，这是在借对孔子的赞美，表达对自我的期许？而说到对“二南”的重视，对《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强调，正风、正雅、变风、变雅的区分……所有这一切，朱熹事实上也更多是再次申述《诗大序》的观念。一定意义上，他注重的是“照着讲”，而非“接着讲”。 上面这些，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尽管此序作于朱熹依然基本“遵《小序》”的时期，但毕竟其思想已发生重要改变，已经处于从“遵序”到“疑序”的转折关口。因此，在这些看似一无改变的外表下，朱熹做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调整。 首先，整个《诗集传序》的起点，并不像《诗大序》是“风教”，而是“天之性”和“性之欲”。先天的、本然的“性”和“欲”，而非后天的、社会化的“教”与“化”成为朱熹《诗集传》甚至整个《诗》学第一义的存在。之后，才提出了“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诗大序》解释“诗六义”中的“风”时，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正义》：7)。《诗集传》一开篇解释“风”时，则直接道出了风诗的特质：“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诗集传》诗卷第一：1)。 无疑，《诗集传》与《诗大序》一样，也强调“风”具有孔颖达《毛诗正义》所谓“风化、风刺”的意义。但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云，风，事实上兼有“风谣”与“风教”两义(1:58－59)。因此，我们可以说，《诗大序》更侧重的是孔疏中对风的解释，也即风的“风教”一面，即“风训讽也，教也。讽为微加晓告，教谓殷勤诲示。讽之与教，始末之异名耳”(《毛诗正义》：6)。与之相对照，朱熹首先关注风诗的“风谣”特征。这已经与现代意义上对《诗经》十五国风的界定遥相呼应了：《诗》由经到文学的转变于此已见端倪。 与上述将“性”与“欲”无声地置于“风”与“教”之前相联系，朱熹在《诗集传》中的另一个重要微妙调整，是将“理”的概念引入对“经”的解释中：“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被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与“理”的引入相呼应，朱熹思想中的另一组核心范畴“修齐治平”也出现在《诗集传序》中：“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将朱熹的两个调整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对于人自然本性的肯定，以自然本性在教化的作用下“得性情之正”为前提。诗教的指归在于激发人“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达到“无一理不之具”的境界。 如果将朱熹上述调整放在整个思想史的背景下来重新加以审视，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朱熹借助解释《诗经》，进行了一次理学或四书之学对经学的重要改造。尽管这种改造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双重意义。其努力摆脱《诗经》汉学的巨大影响，诗的“风谣”特征得到了重视，而这必然对《诗经》中具体诗篇的解释本身带来决定性改变；其诗不仅是社会的、政治的、教化的产物或工具，而且与个人性情的正邪直接相关。换言之，诗不仅指向政教、宫闱、王朝更替，也指向个人的“性”和“欲”。只是，在“思无邪”思想指导下，性情之正必须压倒性情之邪，诗的政治伦理意义，也并不应该因为对个人性情的肯定而付之阙如。
57、梅花发。寒梢挂著瑶台月。瑶台月。和羹心事，履霜时节。野桥流水声呜咽。行人立马空愁绝。空愁绝。为谁凝伫，为谁攀折。
58、第一首诗借助池塘水清因有活水注入的现象，比喻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才能保持思想的活跃与进步。
59、ZhuxiwastheonlyonewhoworshippedtheConfuciantemple,notadescendantofConfucius.
60、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61、南宋词人辛弃疾：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62、宋人黄震《黄氏日抄》云：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发其指要。(17)
63、ZhuXiisastudentofLiDong,athreefolddiscipleofChengHaoandChengYi,whoiscalled"ChengZhuSchool"togetherwithChengCheng.
64、《允夫帖》，又名《七月六日帖》、《致表弟程询允夫书翰文稿》等。信札二幅，此为七月六日帖，后有元、明两代共11家的题识跋浯，内容包括朱画象像。明王鏊《震泽集》云：“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蠖，岂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耶。”
65、鸱夷子是春秋时期越国的范蠡。帮助勾践灭掉吴国以后，他聪明地抽身而去。 既在青史留名，又能逍遥终老，可谓千古以来儒家士子的楷模了。
66、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
67、1995年，上海博物馆入藏1200多枚战国楚简。学者们从其中的29支简上，整理出一部1006字的《诗论》，是孔门师徒专门研究《诗》之论述。
68、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