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用一种略带嘲讽的口气说道：“没有什么制度比一个为盲众所操纵、为冲动所指挥的民主更加滑稽的了，没有什么比让一群争论不休的人组成政府更可笑的了，没有什么比匆忙选举、革职或处死将领更荒唐的了。”《苏格拉底之死》是法国著名画家雅克·达维特在公元1787年创作的油画作品，这幅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
2、苏格拉底身处雅典民主制面临深刻危机的时代，民主政体几经被推翻，经历过寡头政治统治的普通雅典人痛恨寡头政治的专制和暴虐，他们怀念雅典民主制曾有的辉煌，但并不真正领会民主制的精髓，将民主制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而重新掌控政权的民主派已如惊弓之鸟，大搞结d营私、排除异己，为使自己的意图和欲望现实化，行为合法化，他们摇唇鼓舌，通过巧妙的“辩论术”将正义等德性置于抛弃了真理客观标准的、以利己为价值取向的个人臆见及其自由意志的肆意玩弄之下，以民主代言人、民众利益维护者身份自居的他们利用民众对民主制的好感和误解以及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尽其所能地取悦大众，煽动民众情绪，将大众民意牢牢操控在自己手中，使大众沦为人云亦云的应声虫和失去是非善恶判断力的庸众，使民主完全沦为实现其少数人利益的工具。这种完全受已然堕落的民主派操控的民主制，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是“非正义的民主制”和“庸众的暴政”。雅典民主制的这种弊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充分暴露。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阿吉牛西之役大败斯巴达海军，政客们却以阵亡将士的尸首没能及时运回为由，滥用冠冕堂皇的民主对10名海军将领提起诉讼，公民大会判处其中9人死刑，大会核心人物苏格拉底认为审判不合法，投了反对票，得罪了操控民意、排斥异己的民主派，被结d营私的他们怀恨在心，这为后来被控告埋下了隐患。雅典民主制的工具化、庸众化和民主精神的败坏，使得曾经显赫一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然成了徒具民主驱壳的累赘。富有哲学反思精神、众人皆醉惟其独醒的苏格拉底对此痛心疾首，他决心做一个勤劳的、清醒的、执着的却令人反感的牛虻，去叮咬雅典这匹昏睡在虚假民主制温床上的、血统高贵的惰马。
3、陪审团的先生们，请你们必须充满信心地往前看，并且把你们的心灵坚定地灌注在这个确定的信念上，那就是：无论生前或死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损害一个好人；而一个好人的命运，于神而言，不会是一桩可以漠不关心的事情。
4、有些情况下，“型”本身和型的名称可以一直保持统但有些不是“型”的事物，虽然没有“型”就不存在，但也有“型”的名称(103E)。不仅那些相反者本身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所有的那些虽非彼此相反却永远包含着相反者的事物，也都排斥那个与自身包含者相反的“型”(104B，105B)。
5、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有了答案：苏格拉底到底是被雅典的陪审制度害死的，还是他自己一心求死。所以，苏格拉底的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雅典的司法制度和民主制度。(苏格拉底之死原因)。
6、“咦！”听到这里，我心魂一颤，西塞罗的这番话，明明就是把苏格拉底置于神与信仰的地位，让人以哲学作为生命的圭旨，这个评价太高了？难道苏格拉底是与神相类似的生命？想到这里，回想起方才美神对他的尊敬，我不由看了美神一眼。
7、这种定罪量刑程序分离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定罪和量刑程序是合二为一的，这就会导致量刑反制定罪的现象发生，也就是以量刑结果为导向回头寻找合适的罪名，这样就严重违背了司法的规律，产生“欲加之刑，何患无罪”的司法乱象。
8、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伯里克利身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
9、“一般人大概不知道，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果真如此，一个人为此拳拳服膺终生，到了期待已久的事情来临时却战战兢兢，岂不是怪事吗？”(64A)
10、可是，苏格拉底是怎么想的？当他听到有220个陪审员认为他无罪之后，竟然有些意外，甚至还有点失望。苏格拉底有个学生叫色诺芬，他说苏格拉底的本意是想在法庭上激怒陪审团给他定罪。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仍然有这么多人觉得他是被冤枉的。你说苏格拉底的死能归咎于雅典的陪审制度吗？当然不能。
11、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智者运动虽然没有颠覆雅典的宗教体系，但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些冲击。大多数的雅典民众在宗教上仍然很保守，类似苏格拉底审判的宗教指控往往都上层有识人士发起的，往往名不副实，出于个人关系或政治动机。
12、苏格拉底继续说：“七十多岁了，如果再不找一个借口走，那在地球岂不是逆天。”
13、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加入社会契约的最大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世俗利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如果苏格拉底的境遇落到了他们头上，无疑是不公正的。
14、当时的投票表决规则，其实对苏格拉底也是非常有利的。
15、临刑前，学生、朋友们为他安排好了越狱逃离雅典的道路，被其断然拒绝。苏格拉底对劝逃的克里托阐述了他的公民道德思想：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几十年来在城邦的保护下成家立业、接受教育，过着安定无忧的生活，这说明自己接受了城邦对自己的保护，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对城邦法律没有异议，既然对自己的审判是以城邦法律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自己必须接受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哪怕判决是非正义的。这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城邦，既然选择了、并接受了这个城邦法律的保护，公民就得履行公民维护城邦法律的义务。如果自己不服从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而逃亡国外，就会造成对城邦法律的否定和损害，城邦的基础就会因自己的贪生怕死而动摇。如果每一个被控告的公民视城邦法庭审判不公，然后设法逃亡国外，那么城邦法律就会名存实亡。(《克里托篇》)此其一。其即使城邦法律被恶用，一些人借用城邦法律的名义对自己实行了不正义的审判和判决，而如果自己越狱逃亡，就是以非正义对付非正义，这种“复仇”行为将违背追求正义之士的行为准则，别人作恶决不应该成为自己作恶的理由。并且自己若越狱逃离雅典就是故意作恶、自甘堕落，较陪审团、庸众出于无知对自己的不正义更糟糕。因此，他认为，自己无怨地等待服刑是作为城邦公民应有的、必然的道德选择，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他提醒克里托，作为有道德理性的人，不应该只是追求活着，而应该活得好，那就是省察人生，追求“善生”。他说：“如果人非要在实行不正义与接受不正义两者之中做出一种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接受不正义而绝不实行不正义”(《高尔吉亚篇》)。他就是从这种道德理想出发从容就死，以对生的无悔放弃履行作为雅典公民的道德责任，实现自己的“善生”理想。
16、可是我们知道，if语句还有一种情况：判断为真或假。苏格拉底亵渎神灵的条件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17、在辛弥亚有点儿困惑的时候，苏格拉底借由回忆的本质引出了第二次论述。综合如下：
18、原因是，他一生都在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做对的事情，去做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那么尊重法律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去知法犯法和去触碰法律的底线呢？他没有这样去做。
19、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已经实现了分权、选举等等体现民主的重要手段。我们提到雅典，必定说到他的民主制度，多年以来，有关古代雅典的学术研究也必然逃不过民主制度，但事实上，雅典的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20、接下来，审判进入了量刑阶段，控告方和被告者都有权力提出刑罚方案，在听取论点之后，由陪审团决定采用哪一项刑罚方案。这个量刑方法看似荒谬，实则是有道理可循的。因为两方都会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方案，如果某一方提出的方案太重或太轻，都会让陪审团作出倾向于另一方的判断。
21、然而，这段看起来震撼力十足的自我表白却把辛弥亚给逗笑了，但苏格拉底并没有在意。在接过辛弥亚的话茬时，他以普通人可能对哲人向死而生的误解进一步提出了三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下真正的哲学家愿意死；在什么意义下他们值得一死；是哪一类死(64C)。
22、岳飞案中也是如此，由于判断主体和执行主体集于宋高宗一身，原先的B1被扭曲成B进而导致了整个审判结果的错位。这也是为什么框架本身是合理的，而框架运行的结果却不合理的原因。
23、但是，由于英国的司法制度实行的也是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先由陪审团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再由法官决定他应该被判处何种刑罚。这样一来，一旦轻微盗窃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后面的量刑结果就肯定是死刑，这样的罪刑关系显然太过严厉。
24、不过，要说柏拉图／苏格拉底提出的向死而生研究哲学的思想是否已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思想史进程中被遗忘了也并不准确。在最近读完的《谷歌时代的柏拉图》一书里，我就发现戈尔茨坦重新回忆起了《裴洞篇》中的这个知识，指出“做哲学探讨就是在为死亡做准备”(tophilosophizeistopreparetodie)，并以调侃的语气说，“奇怪的是，哲学系竟然没把这话改成招生宣传的口号”。(p14)
25、这时候，佩西安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提请大家对卡里森努斯提出控告，坚称他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他的动议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鼓掌喝彩。但是，大多数人不断地大声叫喊，说如果人民的任何意愿因受到阻扰未能实现，那可是荒谬绝伦的。
26、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在此明确说出，但似乎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我其实是想离开人世了，但又不能自绝，现在被判服毒，说明我这个想法已经获得了庇护神灵的允许。
27、辛弥亚的观点：灵魂是一种和合而成的和谐(86)；格贝的观点：灵魂在穿坏很多身体后依然有可能会消失(88AB)。
28、苏格拉底并没有这个想法。恰恰相反，他正是要用死来揭露雅典法制的野蛮和无知。他根本不是为了遵守雅典的恶法，而恰恰是为了挑战这个恶法，让雅典难堪。以言论自由闻名的雅典居然对一个只有言论而没有任何行为的哲学家起诉和处死，你能说雅典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吗？当然不能，这会是雅典将来永远的污点。
29、造成苏格拉底之死这一悲剧的原因历来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话题。“对____神学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完成了上帝的使命，可谓死而无憾。苏格拉底即使饮鸩自尽，但杀身是否成仁仍然留下疑问。他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为了他的学说还是信仰?”撇开政治原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单从其哲学个性和理想信仰方面探究，考察苏格拉底在可以活的情况下选择死的必然性。
30、“哦，所以人道德的反背，是人太重视自身的欲望，因为人离不开性的冲动，与性的冲动带给人的困惑和挑战。”弗洛伊德说，“那么我把一切归为性，也是人类生命的根本需要。因之，我没有错，错的只是人的本能。”
31、人人都会同意，神和生命的“型”本身，以及其他一切不死者都是永远不会消灭的(106D)
32、关键词：苏格拉底;申辩;哲学家;死亡;正义
33、很多人都知道这起历史事件。但其实，在处刑之前，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曾打算用金钱贿赂投票者，让他们更改之前的决定。
34、“呵呵，动听啊，动听！”弗洛伊德说，“既然人无法知道自己要下地狱还是上天堂，那么，活在当下，活在欲望中，岂不是赚了？”
35、倘若你们想杜绝指责，唯一的方式只有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好人。——这，是我对你们最后的忠告。
36、“哦！”美神浅浅一笑，说：“圣人，那你就满足一下弗洛依德先生的要求吧？”
37、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它与现代民主是不同的，它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38、我一旦死去，我的死亡将会带给你们一个远比杀死我更为痛苦的惩罚：在我死后，你们将会有更多的批评者，我的死亡无法阻止人们对你们的错误行径的指责，而你们，无法逃避。
39、当然，苏格拉底最为出名也最让人心生疑惑的还是他的死亡。“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去的哪个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神”是苏格拉底面临死亡宣判时说出的千古名言。
40、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契约(框架)本身是合理的，它是社会运行的必然产物。
41、我们对苏格拉底熟悉而陌生。他是希腊哲学的创始人之桃李满天下，柏拉图、色诺芬都是他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是他学生的学生。
42、柏拉图并未指出毒药的具体名称，其描述的苏格拉底在服毒后，在检察官对他的检查过程中，苏格拉底始终是平静的，甚至在毒发到大腿根的时候，他的意识还很清晰，说出了临走前的最后一句话，交代格梨东别忘了给医药神(Aesculapius)供奉一只公鸡。
43、“哦！”他们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但我不能问，毕竟，在这样的场合，会很尴尬的。
44、所谓框架，即处理事物的某种方式，事物运转的某种法则。框架放在社会中，就是社会运行的法则。更学术化一点的称呼，则是“社会契约”。
45、伯利克里之后的时代，平民领袖多是公民阶层，亦或是城邦的新型手工业者，而这个阶层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却掌握财富与卓越的修辞技能来取悦民众。虽然雅典从梭伦改革以来一直致力于民众全面的民主参与保障了，但是业已被破坏的城邦精神就使得民众变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寡头派更加敏感，更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所以直接民主的暴力机器却更加可怕的多。
46、而苏格拉底确实有过对于当时民主政体的不满，他与柏拉图如出一辙地倡导贤能政治，评论过伯利克里津贴制度的弊端，拒绝过寡头政权的任命，这多少会有些令人不快。
47、苏格拉底：amanshouldwait,andnottakehisownlifeunlessGodsendsconstraintsuchasthatwhichhasnowcomeuponme.(一个人必须等待而不能自杀，除非神明向他发出了约束，就像现在我所获得的那样)。
48、通过第二次论述，辛弥亚似乎被苏格拉底说服了，但他指出，这只能说明灵魂存在于一个人出世(生)之前。一个人死后灵魂还存在的说法依然有待证明(77B)
49、人们处于对社会孤立的恐惧，在表达自身意见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多数人的赞同，会更倾向于积极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类观点就会进一步的扩散。而如果自己的观点是属于劣势一方的，人们则会屈服于环境而转向沉默或附和。意见一方的沉默会导致另一方意见的相对增多，循环往复，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50、“也谈不上故意侮辱雅典的神祗，因苏先生本就比雅典许多神明更高一个层面。”美神说。
51、“对不起，苏先生，我不该这么小心眼与您较劲，虽然我在地狱受苦极少，但那份轻微的惩罚，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啊！”弗洛依德说着深深一躬。
52、在苏格拉底看来，民主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民主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不应是被少数利己主义者利用的工具，不应是未经省察的苟同；真正的民主应经受省察，应受到制约，应合乎正义，应体现公众利益，应是“智者(真正的智者，非‘智者学派’)统治”的精英治理，尽管这一民主理念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但与其时的空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民主派相比已经很了不起了。
53、到了最后的时刻，他的学生们围拢过来，心情十分沉重地看着即将死去的老师。太阳落山之前，苏格拉底服下毒酒受死，享年70岁。
54、但在两个问题上，苏格拉底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一个是“美德意味着什么”，一个是“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这两个问题在当时的雅典青年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关乎一个人自身的心灵问题，还关乎国家的发展问题。
55、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希腊的两大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04年，雅典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于是雅典之前的民主制被推翻，建立了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不久后，雅典又重新建立新的民主制，但这个时候的民主制其实已经有些变味儿了，不再像当初的民主制度具有严肃性和崇高性了。
56、“嗯！”我想，感觉许多记忆中的故事，也许它的模样本就和真正的历史谬之千里。
57、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想，苏格拉底会不会在雅典早就不受欢迎了？而且在苏格拉底之后，雅典几乎没有出现过控告哲学家的事情出现。
58、苏格拉底当时这种让有知识的人担任领导的思想，和雅典当时整个制度的基础，即抽签这种民主方式产生了严重的冲突，等于严重动摇了雅典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所以才会出现政府对他的三项指控。
59、从当时的希腊社会来讲，这是一场公开公正的审判，有着由公民选出的500位审判员，其他的公民也被允许坐在场外聆听案件审理过程。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无论如何罪不致死的人，却被依法判处死刑。雅典陪审团制度的初衷是民主公正，我们常常认为人越多就越民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60、先生们…真正的困难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如何避免邪恶、避免不公正。如果说年迈的我将被死亡追上，那么正当年的你们，已经快被邪恶、被不公正，追上了。当我离开这所法庭，我接受我的判决、迎接死亡，而你们也将接受你们的判决、迎来堕落。——毫无疑问，你我的结局就该如此，对此我觉得非常公平。
61、“你不是灵体？不是虚无缥缈的灵魂？”我惊诧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