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
2、多年后，母亲不在了，他才意识到，当年自己的冷酷和无知在隐隐中不知让母亲伤心多少次，他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殊不知他的不幸与痛苦在母亲那里承受的是要加倍的。他悲哀地常自语“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他第一篇小说发表时，母亲已去世。他“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他“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而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3、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
4、而为了生存，人类应该找一些牢靠的理由，认为自己可以得到点什么，比如爱情价值感之类。所以，史铁生说: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只是因为我活着，才不得不写作。(史铁生对生命的感悟是什么)。
5、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
6、不久前读到陈家琪的一篇文章，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是人’与‘做人’在我们心中是不分的；似乎‘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要讨论的只是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又说：“‘做人’属于先辈或社会的要求。你就是不想学做人，先辈和社会也会通过教你说话、识字，通过转换知识，通过一种文明化的进程，引导或强迫你去做人。”要你如何做人或标榜自己是如何做人的文学，其社会势力强大，不由得使人怕，使人藏，使人不由地去筹谋一种轻盈并且安全的心情；而另一种文学，恰是要追踪那躲避的，揭开那隐藏的，于是乎走进了复杂。
7、既然意义是存在的，何以还会有上述疑问呢？料其真正的疑点，或者忧虑，并不在意义的有无，而在于：第这类描画纷纭杂沓，到底有没有客观正确的一种？第这意义，无论哪一种，能否坚不可摧？即：死亡是否终将粉碎它？一切所谓意义，是否都将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变得毫无意义？
8、只是，或许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够爱自己，不是我们对自己认识不清，而是在尘世的浮浮沉沉中忘记了如何好好地生活，如何好好地爱自己。
9、宇宙以其不熄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10、当我渐渐走出懵懂，开始学会思考生命的意义，也就越来越懂得史铁生文字背后所蕴藏的悲壮与不屈。上帝给了他太多的苦难，在他最好的年华里夺取他的双腿，又在他中年时让他患上严重的尿毒症，每三天就要做一次透析。一千多次针刺，使他的动脉和静脉点成了蚯蚓状。透析总是让他感觉异常疲劳，他的写作也只能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动一会儿笔。他自嘲说：“生病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如果你了解他拥有一颗多么丰富的心灵，了解他有多么渴望行走(他还是个体育迷)，了解他的一切期待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你就能体会这背后有着多少痛苦与辛酸。(史铁生对生命的感悟是什么)。
11、史铁生在地坛的十五年，有三个问题交替困扰着他。
12、有一次，母亲问作者去不去北海看花，作者连活着的勇气也没有了，怎么可能去看花呢？后来妹妹告诉他，母亲的肝痛的常常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又一次，母亲问作者去不去北海，作者也答应了。可母亲却跟作者诀别了，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要他们好好活下去。
13、所以说，史铁生在《我与在地坛》里，思索的已经不只是个体的生命。
14、所谓命运就是人之外的对人的吉凶祸福、生老病死左右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是由非常复杂的力量因素构成的，人对它是不能左右更不能改变的，因而就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如果把命运理解成外界的不可知力量对人的规定，命运就是存在的。王蒙认为《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宿命感”，在这些作品特别是《红楼梦》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冥冥中你所无可奈何的东西，你感受到在冥冥当中有一种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人的出生和死亡最典型地体现了人的命运。史铁生所说，“一个人出生了，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人一旦出生，也就必然意味着他的死亡。这就是人的命运。人自己也不能选择他出生在什么环境中，富有还是贫穷，城市还是乡村；人自己也不能保证，他是健全还是残废、美丽还是丑陋等等，这都是命运。对命运的认可不是唯心主义，而正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认可命运就是认可生存方式。认可命运不一定就导致悲观主义，相反，却可能激发人强烈的抗争意识。
15、史铁生说：“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
16、也许你会说：但那已经不是我了呀！我死了，不管那意义怎样永恒又与我何干？可是，世世代代的生命，哪一个不是“我”呢？哪一个不是以“我”而在，哪一个不是以“我”而问，哪一个不是以“我”而思，从而建立起意义呢？肉身终是要毁坏的，而这样的灵魂一直都在人间飘荡，“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样的消息自古而今，既不消逝，也不衰减。
17、②合欢树是母爱的具体体现.母亲悉心照顾的合欢树就是病中的自己.
18、“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目。”
19、但是，问题在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她父母过的很辛苦，并且，已经辛苦了半辈子了。
20、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肉身的你拖累了精神的你，或是精神的你阻碍了灵魂的你。前者，比如说，倘肉身的快感湮灭了精神的自由，创造与爱情便都是折磨，惟食与性等等为其乐事。然而，这等乐事弄来弄去难免乏味，乏味而至无聊难道不是折磨？后者呢，倘一己之欲无爱无畏地膨胀起来，他人就难免是你的障碍，你也就难免是他人的障碍，你要扫除障碍，他人也想推翻障碍，于是危机四伏，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折磨？总之，一个无爱的人间，谁都难免于中饱受折磨，健康长寿惟使这折磨更长久。因此，爱的弘扬是这种意见看中的拯救之路。
21、你或许要这样反驳：那个“我”已经不是我了，那个“我”早已经不是我了呀！这下我懂了，你是说：这已经不是取名为我的那一具肉身了，这已经不是被命名为我的那一套生理机能了。
22、不是林徽因对徐志摩不够爱，也不是徐志摩给予她的爱不够深沉，只是，林徽因明白自己到底想要的是怎样的人生，怎样的精彩。一个人最难得的便是认清自己的内心，而一个人最容易的事情也便是认识自己的内心。
23、史铁生许多小说有强烈的自传要素，如中篇小说《宿命》就是作者的精神自传；他有强烈的宗教情怀，甚至精深的宗教哲学。在作品中思索人的救赎需要和终极关怀，追寻上帝，反映世人以意识形态名义推翻亲情灭绝爱心，甚至背叛自己的良心和信仰，为了利益而放弃信仰，例如《文革记愧》一篇，记述公安发现了一篇在朋友间传抄的地下小说，“我”在公安尚未上门时，就决定背叛朋友。
24、如果按照当下“出生年代+后”的划分方式，1951年出生的史铁生无疑应该属于“50后”；这代人还有一个烙着历史特殊印记的专有称谓，即：红卫兵一代。在中国大陆，“红卫兵”已脱离了原有的词语意义，成为一种特别的符号，其本质含义就是激进的理想主义。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操持“激进的理想主义”这一定论来探寻这代人的精神形态，尽管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从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背叛”其历史，对自己青春期的幼稚、冲动和迷惘有过较大篇幅的忏悔，但绝大多数人已蜕化成完全的世俗主义者，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分母。当然，我现在谈到史铁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50后”的整体精神样貌，同时又必须挣脱上述的预设语境。
25、·他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深圳中学生杨林在文章的鼓励下，走出了车祸带来的阴影，以《生命的硬度》夺得了一个全国作文大奖。
26、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27、没有精神活动的生理性存活，也叫生命，比如植物人和草履虫。所以，生命二字，可以仅指肉身。而“我”，尤其是那个对意义提出诘问的“我”，就不只是肉身了，而正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但谁平时说话也不这么麻烦，一个“我”字便可通用——我不高兴，是指精神的我；我发烧了，是指肉身的我；我想自杀，是指精神的我要杀死肉身的我。“我”字的通用，常使人忽视了上述不同的所指，即人之不同的所在。
28、我认为，至少在文学界，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中国的新理想主义时代正在缓步走来，同时这种新理想主义的基座必将是史铁生式个人理想主义的增强版，并会率先发生在“60后”作家身上，而且将一并裹夹着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夹杂着一部分现代性、夹杂着对个体生命本身的感悟。其根本原因是，“60后”作家已经开始思考意义，有的人甚至已完成精神爬坡——爬不过来的就会坠入谷底甚至成变成魔鬼。实际上，这也是“60后”一代的最后一次“精神翻墙”的机遇。我认为，对于“60后”，史铁生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标志着“50后”的一代人的精神样本凸显。随着史铁生肉体的消失，标志着“50后”的精神样本被凸显。我还愿意推测，“50后”在百年之后底能留下多少这样精神标本？史铁生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第“60后”会逐渐感受到史铁生精神与自身生命的链接部位。“60后”在荒芜经年后已开始回到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认知上，即如何穿越生命虚无重新认知意义以及能否最后一次飞翔——这是中国“60后”作家的精神宿命。比如，做为“60后”的精神样本崔健，已变得不激愤、不绝望甚至温情起来，并试图唱出破碎后的意义。我们不难发现，的确有一种东西正在缓慢走来，一种崭新的曙光。
29、你们是诗人，这很重要。我不写诗但能指认出诗人的样子。
30、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