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此可知，孟德斯鸠的研究方法虽因注意以事实支持理论而超越前人，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先作出结论，再寻找甚至剪裁事实来支持这个结论。他自己曾这样说：“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正因为他建立了一些原则，中国这个“个别的情况”也只得“服从这些原则”，即是说服从建立他的政体学说的需要了。
2、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是我的知识得归功于他们，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冰心
3、 在思想史上孟德斯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他1755年去世，去世之后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权力制衡的基本观念和原则就有机会落实到了现实政治制度的的构建之中。1787年的美国宪法就是以权力制衡的原则来设计其基本政治体系的，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的《人权宣言》中，也明确地提到，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尽管当今世界对于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和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权力往往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必须把权力锁在笼子里，已经成了很少有人会否认的现代文明世界的共识。一种政治理念和原则相对有效地、相当快地落实到了实际政治生活里，这是人类政治观念史上少有的成就。
4、孟德斯鸠还认为，纵然有了基本法和“中间体”，若无三权分立制以权力约束权力，握有权力的人必然滥用权力，使君主政体蜕变为专制政体。中国的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绝无三权分立可言。因此，中国只可能是专制国家，此其三。
5、 彭刚：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那些重要人物，千人千面，各有不同，每个人关心的事不太一样，价值立场不那么一样，观念建构也不一样。孟德斯鸠，单以《论法的精神》为例，就发展出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色彩的理论、权力制衡的理论、政体分类的理论……那么他关心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我想，他最关注的其实还是自由。
6、雷峥嵘详解道德经|第七十五章 势成之反例不可求生之厚----导致民之轻死
7、感谢您的阅读！《法律经济学》主张“科学求真，制度求效”，每日推送法律经济学领域经典通俗文章。
8、25)感动往往发生在一刹那间：一个眼神可能让你忆念一世；一次资助可能让你感动一生；一句祝福可能让你温馨一世；一点宽容可能让你感激终生。26)健康的才是美丽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常新的才是迷人的，平凡的才是伟大的，坚韧的才是长久的，真实的才是永恒的。
9、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2015年刊文：全面依法治国重在管权治吏
10、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
11、另一类是外交使节、商人的游记。这些人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较短，所到之处仅限于北京或沿海港口。由于语言不通等原因，他们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甚少，对中国的了解比较肤浅。所以，他们的游记大多浮光掠影，道听途说，不甚可靠，其中还不乏恶意的诋毁。孟德斯鸠对各类游记的兴趣向来很浓，有关中国的游记当然爱读。
12、我们常说，人类历史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通过了三种社会变革的方式，一是英国式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二是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三是德国式自上而下的宫廷革命。
13、在孟德斯鸠眼里，雅典、拉栖代孟、罗马共和国、迦太基是典型的共和国，英格兰外表是君主国，实际上为共和政体，而在亚洲，包括俄罗斯，“世界上专制主义可说已经生了根”。共和国多见于欧洲，亚洲与非洲“一直在专制暴政的重压之下喘息”。对于古代中国的政体，孟德斯鸠认定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风俗与法律的理论部分，他又说，中华帝国是一个带有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性质的专制国家。
14、——《论语·子路》用羞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15、持平而论，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描述和评论，亦不无言过其实之处。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倾注于对中国的颂扬，把中国的现实或多或少地理想化了。这并非说他们笔下的中国是凭空捏造，而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弊病所采取的回避或粉饰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16、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
17、中国的君主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起义，不得不对专制统治有所节制，以防不测。为此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不实行欧洲那种包税制，以免人民受包税人盘剥；每当发生灾荒时，皇帝还下令减免部分赋税；(2)政府鼓励耕织，兴修水利，以增加生产，使人民不致挨饿。为此皇帝还身体力行，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3)不实行卖官鬻爵的制度，而以科举取士，使各阶层人民均有做官的机会；(4)宫廷设有谏官，专司指陈君主过失之职；对各级官吏均建立监察制度，论功行赏，按过处罚，因而政治比较宽和；(5)提倡以儒教为中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以减轻法律的酷烈。
18、弗莱雷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中国颇有研究，懂中文，参加过汉语语法的编纂工作。他曾计划于1715年来中国旅行，后因故未能成行。他与许多熟悉中国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孟德斯鸠的关系也较好。虽然我们不知道孟德斯鸠曾从他那里得到过多少有关中国的信息和材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中国的共同兴趣是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基础之探讨有关中国的问题是他们交往的重要内容。
19、从左至右为《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
20、例如，雍正皇帝曾诛杀两位皈依天主教的亲王。孟德斯鸠就此事写道：
21、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格言爱国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22、所以权力制约，首先从赋权的民众建立制约权力的规则与机制，第用权力制约权力，第有权力者自我制约。
23、孟德斯鸠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他在人类法律史上的贡献，在不同时空下有着不同的特色。
24、在孟德斯鸠眼里，印度和中国都属于炎热地区。炎热的气候导致了器官组织上的纤弱和精神上的懒惰，因此，心灵一旦接受某种印象，就不再改变，“所以，东方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前的相同”。
25、孟德斯鸠权力分立理论的实践根据，源于英格兰政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不过，在政治自由与公民关系问题上，他从自由的否定方面，也就是政治的奴役方面，较多地评论了中国的法律性质。
26、孟德斯鸠所研究的共和政体，大多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这种政体虽好，但已是历史陈迹；君主政体是他心目中现实的最佳政体；他不遗余力加以攻击的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专制政体。
27、西方主法重法,致力于正义国格的追求.而西方的以法治国思想认为,法律拥有超越时空的权限,法律永远高于人,而不是人大于法.
28、正因为孟德斯鸠对中国并非毫无偏见，所以，尽管他与伏尔泰等人所接触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大体相同，但他对中国的看法却与伏尔泰等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是暴戾的专制国家。
29、 孟德斯鸠的一生，在时间跨度上，历经清朝的康雍乾三代，那是满清王朝的盛世。他对中国政体的分析，当然存在历史的局限。不过，他通过对各种资料进行缜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证明了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他看来，“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把大权全部交给他所委任的人们”，为防止有些人“有可能在那里进行革命，所以就要用恐怖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去窒息一切野心”。“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做借口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
30、不过，孟德斯鸠也说，中国的立法者是明智的，他们并不完全受到气候因素的控制，要把道德从物理的决定性因素解放出来。物理的因素使人倾向于静止，而道德的因素使人远离物理的因素。这样，中国立法者的目的是便于履行生活的义务，使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都合乎实际。炎热的气候使人懒惰，但是中国的皇帝则鼓励臣民勤劳。“中国的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鼓励人民从事耕耘，给最优秀的农民“八品官做”。“中国汉朝的第三个皇帝文帝亲自耕种土地，又让皇后和嫔妃们在皇宫里从事蚕织。”
31、——赵博生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32、耶稣会为好些中国人，特别为两位厚助善待他们的宗亲王贵胄，招致杀身之祸。这些教士来自地球的尽头，使中国皇族内部失欢不睦；使两位亲王死于极刑。
33、孟德斯鸠在意大利旅行期间遇见了传教士Fouquet(汉名傅圣泽)。傅圣泽是法国人，1699年到中国传教，在江西、福建等地居留二十年。1720年，他受教会派遣回欧洲，在罗马与孟德斯鸠相遇则在1729年。孟德斯鸠在罗马逗留期间，多次会见傅圣泽，据他在《意大利游记》中说，傅圣泽是他在罗马时晤谈最多的人之一。《随笔》记录了他们1729年2月1日的一次谈话，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和伦理道德观念等。
34、 渠敬东：孟德斯鸠同样也说道，极端平等的追求仍然是恐怖和专制，所以大家注意彭老师讲的权力本身滥用的可能，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滥用，各种政体里都有可能被滥用，这一点大家要理解他的说法。因此，孟德斯鸠认为，专制与革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一个人滥用权力，与所有人反对一切权力而追求极端平等，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35、孟德斯鸠对气候的迷信，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地步。他的口号是：“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类的法律。”寒冷的气候让北方人精力充沛、自信、勇气、优越感、少复仇、有安全感、直爽、少猜忌、少策略和诡计；炎热的气候让南方人精神懒惰、心神萎靡、感觉敏锐。因此，北方人邪恶少、品德多、诚恳坦白，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南方人远离道德边缘，易于情欲犯罪，像老头儿一样怯弱。
36、第二份见于《地理》第二卷，内容与第二份相同，文字略有差异。据考证，这份笔记写于1734—1738年间，由此可以推定，这是第二份整理后的誊清稿。这时，孟德斯鸠正在准备写作《论法的精神》。如果不是巧合，那么，时隔二十余年孟德斯鸠再度整理这份笔记，恐怕就是为了写作《论法的精神》。
37、上述这些有关中国的著作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出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机会接触各阶层的中国人，有的因在宫廷任职还能接触高级官员和皇帝，所以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比较深入。
38、法国与英国不同，法律不是民族传统习惯的自然发展；与德国不同，法律不是贵族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不同于英国的“法治”与德国的“法治国”，法国新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现代化的激进模式：政治家采取强有力的方式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政治决定了法律，法律通过强权得以建立。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与伏尔泰与卢梭的激进理论直接相关。
39、——文天祥《正气歌》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于谦《无题》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40、中法两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也是孟德斯鸠的兴趣之一。他指出：“各民族的不同性格是品德与邪恶的结合，是好和坏的品质的混合。”(页308)他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是欺骗，一是贪欲。“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页316)“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同上)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服从。孟德斯鸠指出，“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页33)儒、道、法是我国本土的古典哲学，但在愚民这点上，三种哲学却是相通的。儒家要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法家认为，“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道家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也。”(《道德经·六十五章》)孟德斯鸠认为的中国民族性里的愚蠢、欺骗、贪欲等特点，正是两千多年专制政体高压下形成的畸形的民族性格。不过，孟德斯鸠看法更深入一层，“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页33)
41、西方早期的传教士赞美中国的政治，也许是他们被中国政治的外表所迷惑，也许是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中国政府没有达到专制政治应有的腐败程度。
42、因为钱的反噬力非常大，一个人没有很高的德行、贡献、智慧，很难扛得住这种反噬力。就急着挣钱，忘了钱背后是信用，是契约，是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换，是双赢的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
43、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鲁迅
44、没有资料表明孟德斯鸠到过中国。据学者考证，孟德斯鸠认识一个中国人并有过交往，对中国及中国法的认识，多来源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引用的是杜亚尔德(J.-B.DuHalde)的《中华帝国志》，偶尔引用德麦兰(MonsieurdeMairan)和巴多明神父(DominiqueParrenin)的书简和记述。
45、孟德斯鸠似乎已经觉察了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历史规律，他指出：“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孟德斯鸠这部书出版于1748年，时值清乾隆十三年，比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早了将近200年，可见孟德斯鸠思想的历史穿透力。
46、其在中国，刑罚越增加，他们就越临近革命。这一点类似于共和国和君主国。
47、他进一步推论说，欧洲国家如果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它们的历史肯定比中国更加悠久。至于中国何以长期维持统一局面，虽发生分裂，但不久即复归统孟德斯鸠认为主要也是地理原因。其中国以长江为天然屏障，分为南北两部分。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人慓悍好战，南方人温顺怯懦；北方人一旦跨过长江，无须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便可迅速控制全国。南方人习惯于俯首听命，故不易形成分裂。其中国饥荒频繁，一省缺粮时，非他省救济难以继续生存，所以各省均有赖于他省，缺乏相对的独立性。统一局面之长久得以维持也受惠于此。
48、 为什么要有权力的制衡？因为在孟德斯鸠看来，权力本性里就有可能倒向邪恶的一面，只有有效制衡，它才能有它的边界、不再为所欲为，这个边界的存在，就能够确保我们的政治自由。
49、《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édifiantesetcurieuses……,1703-1774年)
50、中国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则适应中国国情采取一元化,中国早期国家如夏商周无一例外都是巫——王合体的一元权力结构.这种君主被奉为神一样的地位并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力结构形式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形式的基础,并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立法权制法权司法权都由一个权力中心―――君主所有.
51、在此，孟德斯鸠没有提到中国，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腹诽罪一直存在，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文字狱在中国达到顶峰。不过，他说，“亚洲人把君主的侮辱当作是一种家长式的恩惠的施与。这是亚洲人的成见。”“中国人夸耀他们的一个皇帝，说他像天一样地统治着，也就是说，以天为典范。”
52、对父亲的敬重意味着父亲以关爱回报子女。与此同理，长者以关爱回报幼者，官员以关爱回报属下，皇帝以关爱回报臣民。所有这一切构成礼仪，礼仪则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
53、8)好心情才会有好风景，好眼光才会有好发现，好思考才会有好主意。9)安乐给人予舒适，却又给人予早逝；劳作给人予磨砺，却能给人予长久。
54、 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说，跟中国传统的很多学说和为人做事的道理是相似的。中国很多传统思想家从来不执一端，而是要在人世和人世之外、历史和现实、大多数和少数中间取得一个平衡。
55、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真的是不知羞耻啊！知耻近乎勇。
56、历史主义的冷静中和了理性主义的激情。历史主义趋向于心平气和，理性主义倾向于热情高涨。19世纪英国法律历史学家梅因在论述自然法学对世界影响的时候，专门讨论了孟德斯鸠。梅因说，人类法律的历史，早期经过了判例、习惯和法典三个阶段。
57、如何调和孟德斯鸠的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其实也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难题：一方面，我们要建立合乎人类文明的现代法治；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将自由民主和法治与中国民族性有机结合起来。
58、——《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59、其次，思想犯、不慎言辞犯和讽刺文字犯。孟德斯鸠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思想入罪，认为法律只能够惩罚外部的行为，只有在准备犯罪行为，伴随犯罪行为或者追从犯罪行为时，言语才构成犯罪。文字比言语有恒久性，但是不为大逆罪作准备而写的话，不能够构成犯罪。民主国家不禁止讽刺文字，君主制禁止讽刺，贵族制对讽刺文字禁止最严。
60、16)我们缺少的不是机遇，而是对机遇的把握；我们缺欠的不是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本领；我们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学而不厌的态度；我们缺少的不是理想，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17)有了成绩要马上忘掉，这样才不会自寻烦恼；有了错误要时刻记住，这样才不会重蹈覆辙；有了机遇要马上抓住，这样才不会失去机会；有了困难要寻找对策，这样才能迎刃而解。
61、——朱德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海涅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62、民事奴隶可以分为家奴、太监和妇女。家奴地位、主奴关系和奴隶的解放方面的法律，历史上屡见不鲜。太监制度是专制制度下独特的制度，他们的地位却在一般的自由人之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剥夺太监一切文武官职的法律；但是太监们却老是又再回到这些职位上去”，太监是贪婪的，还可以有自己的女人和家庭，“东方的太监，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患”。
63、其次，说到游记，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安逊的《环球游记》孟德斯鸠读得兴致勃勃；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正在阅读安逊勋爵那部令人赞叹的著作……我正在读，以后还要再读。在我看来，这本书颇多启示。”
64、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能爱哪一个人？——裴多菲
65、——周恩来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陈毅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66、地理环境决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性质，也是孟德斯鸠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领土与面积的大小、地势和气候因素，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
6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知名的法国文人，无一不关心或研究中国，被后世称为启蒙思想家的那些伟人尤其如此。他们中不少人在反对封建制度、为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大造舆论的斗争中，曾把中国作为楷模；中国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被他们热情地加以颂扬。在这支歌颂中国的合唱队中，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魁奈、霍尔巴赫、狄德罗、爱尔维修等著名的启蒙学者。
68、 孟德斯鸠(1689－1755)，与伏尔泰是同时代人，他与伏尔泰和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客”。由于久仰孟德斯鸠的学名，今年4月游览凡尔赛宫路经附近街区时，导游指示了孟德斯鸠铜像所在位置，我趁午餐时专程跑过去为之拍照。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人们只知道，孟德斯鸠在书中提出了那条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的著名论断，他在本书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已经物化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本名著中有多处涉及中国的段落与章节。孟德斯鸠在写作中，参阅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如《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鞑靼史》等，并与来自或到过中国的人士进行广泛交流谈话。
69、孟德斯鸠从黄某口中了解到的中国远不是那样美好的。黄某说，中国刑罚酷烈，凌迟处死时将犯人割成六十余块，而且必令其割至最后一块方断气，否则行刑的刽子手将被处死。他还说，中国的新皇帝继位时，将先皇的三宫六院全部送到市场公开出售。这种说法出自一个中国人之口，当然会给孟德斯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传教士所记述的中国的种种美好之处不予置信。
70、一般地说，他们对中国褒多于贬。他们的著作以《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为代表。孟德斯鸠在1734年前后开始阅读《耶稣会士书简集》，而他阅读《中华帝国全志》则在1735—1738年间。
71、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如果施政过于暴戾，很容易触发人民的反叛，而一旦发生叛乱，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民一呼百应，君主便有丧失帝国和生命之虞。而在其它专制国家中，即使施政暴戾，由于人民尚不至于饿死，所以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72、我们知道，《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有关中国部分，对中国并非一味褒扬。巴多明等人在信中谈到不少在中国所见的不良现象。但是，对于同一事实，由于各人的基本观点歧异，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
73、第出于同样的考虑，为了防止民叛，中国统治者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这是“中国拥有优良的政府，不象亚洲其它国家那样衰亡的原因。”
74、——聂鲁达我们波兰人，当国家遭到奴役的时候，是无权离开自己祖国的。——居里夫人爱国心再和对敌人的仇恨用乘法乘起来——只有这样的爱国心才能导向胜利。
75、——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李咸用《送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76、经早年在朱利学校(CollègedeJuilly)求学时的师长戴穆莱(Pierre-NicolasDesmolets)的介绍，他结识了汉学家富尔蒙(Fourmont)和东方学家弗莱雷(Fréret)。富尔蒙对汉学有精深的研究，参加过汉语语法和辞典的编纂工作。他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长期书信往来，对中国的情况了解较多。关于孟德斯鸠与富尔蒙的交谊虽未留下文字记载，但有一件事使我们有理由推断，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
77、18世纪的欧洲人一度热衷张扬中国。法国学者托克维尔(1805－1859)批评经济学派时写道，“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他不以为然地指出，“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这些人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203)
78、《论法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防止法国向专制政体蜕变的办法，那就是按照他的政体理论，建立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政体理论既然如此重要，他当然要竭尽全力去确立它，完善它、捍卫它。中国既然被认定是专制政体的典型，纵然有一些事实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也就无关宏旨了。
79、——石成金《传家宝·俗谚牧民》持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80、如所周知，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以品德为原则，君主政体以荣誉为原则，专制政体则以恐怖为原则。
81、 经验感并非指我存在的当下世界的经验感，更包括他对于希腊、罗马、中世纪和当时欧洲的现代各国的整体的历史感受和判断。换句话说，是用纯经验的方式去理解历史。这和今天我们学生迷恋的很多方式不一样。今天我们学生往往最迷恋的是，学者说一件东西怎样好，是怎样一步步推演过来的，纯粹的观念世界美妙无比。不过，所有这些理论，即使的确是好东西，但也往往是经受不住考验的，我看到过很多学生在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学了很多美妙的理论，做了无数的好梦，一到现实里面一下就被摧垮了。换句话说，有时候知识和抽象观念越多，我们理解现实、理解经验、理解政治的能力反而越弱。
82、 彭刚：怎么来解决人类政治安排的问题，我想这的确是人类走出蒙昧、步入文明面临的问题。有一种思路也许是理想化的、想要寻找“最佳的”制度。比如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什么在中文里翻译成“理想国”，还一直就这么固定下来了？它的确是想要找到最好的政治统治的方式，那就是哲学王的统治，哲学家成为王。“王”代表权力，“哲学家”代表智慧和德性，掌握了最好权力的一个人或者一批人，他们既有权力，又最有智慧，充满德性，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好要求的？可是，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里对圣君贤相的想象。柏拉图说要出现哲学王这样最理想的情况，并非必然，而是要看机运，就是要撞大运，完全是偶然的事。我想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里都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要一劳永逸地找寻一种最好方式的思路。与此相对的是，寻找“最不坏”的解决方案的方式。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并不完美，都有其瑕疵乃至缺陷，可是，相比于其它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方式，几害相遇取其轻的话，它们就显得更可取了。
83、此后民国时代，国人对孟德斯鸠的研究由启蒙转为学术探讨。
84、但是，这种曾经闪现在他的脑海中的想法，并未载入他的已版著作。原因何在呢？他决心捍卫他的政体学说，为此必须坚持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一样也是专制国家的论断，否则他的政体学说便会显得不完整、不完美。关于这一点，他自已毫不隐讳地写道：
85、孟德斯鸠肯定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又根据传教士们所提供的材料，把中国与一般的专制国家作了区别。他写道：“如果说帝国幅员之大使它拥有一个专制政府，那么，这是所有专制政府中最好的一个。”这句话写在他不准备出版的笔记中，比较直率。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则说得比较委婉：“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应有的腐败程度。”
86、孟德斯鸠以政体的构成、性质和原则区分了不同的政治类型。君主政治和专制政治都是一个人的统治，前者是依法的统治，后者是主观任性的统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都是多个人的政治，前者是少数人的统治，后者是多数人的统治。在孟德斯鸠那里，后两者统称为共和政治。
87、第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贫困。虽因人民勤劳，地理和气候条件较好，人民衣可以遮体，食可以果腹，但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几乎毫无积储，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便生计无着。
88、我们生活在比较之中，有黑暗才有光明，有恨才有爱，有坏才有好，有他人和他人所做的事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一切都在比较中才能存在，没有丑便没有美，没有失去便没有得到。同样，我们总害怕死亡，而如果人真的可以永远活着，我想人们同样会像害怕死亡一样害怕永恒，或厌倦永恒。
89、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戚继光
90、——屈原《离骚》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91、对于自由的论述经典的还是要看《独立宣言》：
92、 一个人必须了解和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历史、各种各样的制度，去不断地体会、融合、平衡，才有可能是最富有智慧的生活，也是最有德性、最有节制这种重要德性的生活。一个只靠自己内心、只靠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活着的人，往往不懂得节制的德性，也不懂得政治的真正奥秘。这正是孟德斯鸠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今天的教育、大家迷恋的很多学说，很多时候不会给你真正生活的乐趣，甚至你一到具体的生活世界里不会带给你快乐。这是读孟德斯鸠在自我认识和教育上很大的意义。
93、——《管子·牧民》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94、孟德斯鸠似乎在当时已经觉察了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历史规律，他指出：“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页103)他分析说，“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但是在开国初的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篡位的人杀死或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同上)前者让人想起唐初的李世民、北宋初的赵匡胤、清初的玄烨；后者让人想起隋末的杨广、北宋末的赵佶、明晚期的朱翊钧。孟德斯鸠的论述也很自然地让人想起著名的“政治周期律”。孟德斯鸠这部书出版于1748年(时值清乾隆13年)，比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早了将近200年。可见孟德斯鸠思想的历史穿透力。
95、孟德斯鸠在阐述他的政体学说时，不只运用推理的方法，更注意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用以支持自己论点的事实。上文已提到，他以古代城邦说明共和政体，以当时的欧洲封建王国说明君主政体，而以东方各国说明专制政体，其中中国是他认为的专制政体的典型之所以花了很大精力研究中国。
96、他认为，路易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已经由君主政体向专制政体蜕化，君主政体必不可少的基本法和“中间体”已不起作用，而专制政体的固有特征却日益在法国显露出来。所以，他在《波斯人信札》中极尽揶揄之能事，对当时法国的种种丑恶现象无情地予以揭露和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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