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斯和商鞅对于法律和法家思想最大不同在于，相较于商鞅，李斯懂“法”更加懂得帝王为君之道。将法制贯之以帝王，成为了后代王朝政体建立的典范。李斯的法律思想抛弃了历史的“德治”、“人治”、“礼治”思想，其以积极和入世的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力主变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新秩序，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这都是李斯法律思想的重要主张，法家思想从此被贯彻影响几千年至今。法家两大代表人物商鞅、李斯在历史政治舞台上都没有得到好的“结尾”，这也是法家思想双刃剑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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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以，每个国家都等不得，也就没有办法真心实意地先为百姓谋取利益，然后再去考虑国家问题，所以，像孟子所说的那种，“五十者衣帛食肉，七十者不饥不寒”，从百姓的养、生、丧、死各个方面出发。治理国家的方式，基本上是站不住脚跟。
4、21世纪的今天，中国文明的基本构成并没有变化，汉语、郡县制、天命(民心)论这些传统时代中国文明的基本构成仍然是当代中国文明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文明中，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仍能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儒家讲“庶、富、教”(《论语·子路》)，讲“足食足兵”(《论语·颜渊》)，讲“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法家讲“通货”“积财”(《管子·轻重乙》《管子·事语》)，讲“富国强兵”(《商君书·壹言》)；儒家、法家都讲以民为本。这与今天我们讲强国，同时还要讲尊重人，尊重劳动者，是完全一致的。
5、因为，法家的法是目中无人的，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这就是法家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6、 先秦法家思想不失为古代中国社会一种精深的法治理论，其中确有许多闪光的法治建设理念和社会管理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然而，其君主本位的政治立场规定了其理论的性质。我们在肯定其积极理念时切不可惑于其中某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表层的法则，一定要看到和清除蕴含于其中的以君主为本位的政治立场、价值体系及其某些施法手段。我们在分析认识诸多思想理念时应该特别注重对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7、春秋战国时期，烽烟连绵，战争频繁，“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在战争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富国强兵是各诸侯国生存的惟一选择，更是法家思想的核心和目的所在。
8、为什么，法家最为成功呢？因为当时的任何政治主张，其实都只能通过君主来现，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儒、墨、道这几个学派的观点，不能够在当时顺畅地推行的原因。
9、毋庸讳言，法家思想一直以来受到了很多的批判，这些批判大多是站在“个人”或少部分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站在这个立场上，当然不会对法家有什么好印象。
10、李斯先后师从儒家荀子等，与韩非子做同学。他认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尽管手中金箔不多，却愿意为学习而付出所有。
11、当然法家思想风头无两就容易出现其极大弊端：酷刑峻法、逼迫过度，导致混乱，社会造反。最典型的就是秦朝的焚书坑儒。
12、《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重点宣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系统研读《韩非子》可以强化组织的统御与控制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13、商鞅建立的法律使秦国很快强大起来，但商鞅的下场却极为凄惨，他建立的法律是脱离了人治的，也是脱离了人的情感的，孝公死后，嬴驷即位，以谋反罪将其车裂于市。
14、道家则是完全否定西周的分封制度，甚至他们连尧舜禹时代的社会制度都看不上，希望人们能够放弃客观的治国理念，回到最为原始的生存状态之下，也就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生存环境当中，通过“无为”来实现“有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5、可见，儒家缺乏暴力驱动，法家缺乏君主-臣民关系的合法性论证，而且它还要保证权力系统的持久运行(不一定是集权，也包含分权制衡，但反皇权的天赋人权是绝对不能的)。
16、不足--儒家在思想体系上以仁、义、礼等人道概念为本体,以相对为绝对,在体系上是封闭的,在方法上是归纳的,在逻辑上是独断的,这是儒家的短处
17、综上所述，从社会整体的意义上对法家思想进行历史的研究，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创新工作，这是法家研究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外在形势所需要的。当然，这项工作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以上我只是在三个点上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目的是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8、在商鞅时期，法家分为势、术、法三派，商鞅属于法家的法派。在法家三派中，商鞅是最注重法律的权威的。他立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分贵贱，执法极严，曾在渭水河畔一日斩杀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就连当时的太子嬴驷违了法也难逃被制裁的命运。
19、道家面临的是与墨家基本上类似的问题，道家的观念比较的深刻，比较难以理解，像是墨家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持有的是半反对半赞同的态度，而道家却是完全地否定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制度。
20、 法家极力推崇法治的一个目的，是想把社会治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避免人治的随意性。韩非曾说：“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然而，由于法对势的依赖，以及势对法的最终决定，这样的法治终究还是滑入了难合初衷的人治轨道。西汉时的杜周曾任廷尉，专司守法职任，他在回答人们对执法随意性的非难时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在法家的视域中，法律本质上都是当朝执政者制定出来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工具，当然是执政者可以据时修改变更的东西。遵循法家的法治理念，尽管社会治理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法制色彩，亿万臣民在一定层面上也似乎可以一轨于法，但这根本上都只是权势君主人治的另一表现形式而已。
21、刚才说了，一个思想家研究人性理论，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目的确实应该是全体人类的福利。儒家、道家、墨家跟法家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虽然儒家、道家、墨家也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促进人类福利的社会制度模式，但是他们并没有忘了自己思考社会制度模式的意义。像孔子孟子荀子他们这些人就是本着这个目的在思考。
22、那就是，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人都被杀头：前者的罪名是失职，作为管衣服的小吏，没有考虑到韩昭侯的身体情况，反而让管帽子的小吏去盖衣服，自然是失职；而一个管帽子的小吏，不好好地管理帽子，反而是私自动用了别人管理的衣服，这个罪名则就是越位，所以统统该杀。
23、那么，为什么，法家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又是问题最大的呢？因为，在法家的规划方针里，只有君主而没有其他的任何人，包括没有法家自己。在他们设置的政治方案中，只保护了君主的权益，只集中了君主的权利，却没有保证人民的利益，甚至连保证自己的环节都没有。
24、在法家的另外两派中，或多或少还留有人治的后门，比如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治派，他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在韩国实行变法，但他那套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在于君上，而商鞅的法律，连君上也可以制裁。
25、即使是现在，一些有名的文人、公知，说话都是从肚子里过，放的屁都有人捧臭脚，你说怎么办呢？
26、谈起韩非的历史观，人们往往以《韩非子·五蠹》篇中的历史分期为依据，盛赞其“进化之历史观”。但是，韩非在《五蠹》篇中对历史作的阶段性分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从这些论述，我们只能看出：上古、中古、近古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因此解决的方式也会是不同的。并不能表明：“避群害”“治水”“止暴乱”就有进化关系。他那历史分期说意在突出一个“变”字，其中并不包含进化的意思，目的是为了得出“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结论，是为了给“变法”找理论上的根据。
27、但是，如果否定的对象不是殷纣王，谴责的罪恶不是上述那些反人类的禽兽行径，而是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主张，而且，这些政策和策略主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那为了少数人的个人恩怨而做道德化、妖魔化的批判，就要慎重了。所以，我认为，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从殷纣王的案子中得到这样的启示：道德化或妖魔化的根据，必须是反人类的罪恶，而不应该是一般的政治和政策、策略问题。中国的法家思想显然是政治思想，就像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样的思想一样，它们的内容，绝大多数不具有反人类的性质，其中许多还对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不应做道德化批判或妖魔化咒骂，而应该采取历史化的态度。不过请放心，在历史化研究中这些思想中的不当和错误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批判和否定。
28、法家提出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非常有启发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该有效地运用激励手段，用利益或惩罚来勉励员工努力工作;法家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思想是要管理者不要墨守陈规，锐意变革，才能获得发展，而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流行的创新、变革正体现了法家思想的运用。
29、在实践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其中关于富国强兵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他的“农战”理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认为，奖励耕战，重视发展农战，民心务农，守战皆成，国富则兵强，兵强则王业可兴。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推行农战的富国强兵政策，使秦国很快富足起来。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使得人民富裕，“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人民富裕，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国家富强才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才能支撑起庞大的军费开支，从而达到强兵的目的。
30、其次，重农抑商，奖励耕织，鼓励垦荒。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重农抑商政策是为了满足战国时期战争的需要。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立国之本，采取奖励农业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秦国农业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31、(1)以君权至上为原则，无法做到统筹考虑君主、大臣、民众各方利益，很难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32、势治派或术治派就不行，他们依赖居于上位的执行者，君主贤明，法律就能执行，国家便能强盛，君主不贤明，法律就成了摆设。
33、法家思想随着秦朝的土崩瓦解，也就失去了它的市场。但是法家思想整合起来的这一套高效，快捷，简单，易学的社会实践方法，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汉朝后来以儒学为中心，结合百家之所长，发展出来了一套经学体系。成为中国官学的核心，也被称为新王道。法家思想也像这么一涓长长的细流，最终融入了经学的汪洋大海！
34、在商鞅变法中的法家思想是“明法行令”，法律条文高于一切。而反观李斯对于法家思想的发扬、自身的发展，则是一则更加励志的逆袭剧本。法家思想在李斯的手里成为了帝王们手中的利剑，刺向记录历史的戈壁，也最终刺向了李斯自己。
35、那么，秦国建国的统治模式恰恰就是采取了韩非子这样的人性论。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秦始皇建国之初讨论过到底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
36、上文中我们提到，法家所谓的法治是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进行，服务于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战国是‘海内争于战功’、国与国之间竞争空前剧烈的时代。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竭尽全力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同时高度集中一切战争资源，使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这样富国强兵的功利追求便与君主专制契合无间地紧密结合起来”。为了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必须使一切资源都统一到君主手中。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君主就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力。“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在诸侯征战，以力者强，这样的背景下，推行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理论，是必然的选择。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君主专制呢？法家对此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即，“法”“势”“术”相结合，从而实现绝对的君主专制。
37、说到商鞅的政治主张，不得不提到他写的《商君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商鞅法家思想的具体论述。这本书在古代专制社会一直都是禁书，这本书一般只有历朝太子和帝王才有资格学习。
38、法家思想用一种冷静客观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用冷冰冰的态度去定义人际关系，用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去管理社会。总之，法家是冷峻的严酷的学派。
39、基金项目：山西省社科联“十五”规划《三晋法家思想研究》重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40、以权术的极端化运用，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丧失，导致“黑吃黑”的结果。
41、我们知道，伪古文《尚书·泰誓》中列了一些殷纣王的罪名，像“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等，《史记》引述的《泰誓》与《牧誓》相近，两者都没有这些内容。这些超出《牧誓》和《史记》所引《泰誓》的内容显然是后世编造的。春秋后期，子贡说过：殷纣王的罪过没有那么严重吧？君子最怕沦落到卑下之处，一旦身在那个处境，什么脏水都会泼到你身上，洗都洗不净啊！这说明在当时殷纣王已经被道德化或妖魔化。这种情况经战国到两汉基本定型。从那以后，符号化了的殷纣王，就成为人民群众对暴君宣泄仇恨的对象，也成为贤明的统治者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在这种情况下，殷纣王到底犯没犯过伪古文《泰誓》所说的上述罪恶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人民有了对暴政表达憎恶的文化。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理性昌明的时代，替殷纣王翻案，仍然无法实现。
42、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法家确实是诸子百家中最为成功的，因为，他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知道在那个社会环境当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只能够通过君主来实现，所以，就要通过为君主谋取利益，通过君主的集权来接受天下的战争，来创造一个大一统的社会。
43、摘要：三晋法家的思想一度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在三晋法家思想体系中，历史观与人性论、以法治国论、君主专制论、严刑重罚论都服务于当时的主题——富国强兵。因此，研究三晋法家的思想体系，对于把握三晋法家思想的主流以及历史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
44、法家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但此性恶论与西方性恶论不同，假设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君主)，剥夺了个体的权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性恶论可结合其他信念推导出“个人合理的恶”，如经济学中预设了自私的理性人，这种自私是被认可的。
45、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字。居然把统治者，统治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很深刻地理解，所谓的“驭民之术”了。《商君书》可谓是集法家之丑陋和阴损之大成，读后令人不寒而栗。
46、“法治”是法家思想中最集中也是最著名的理论。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变化的历史观要求：“不法古，不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趋利避害”的人性论表明：“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而治民的手段就是通过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治”，体现了法律工具主义理念。对于什么是法，韩非下过这样的定义：“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可见，韩非所说的“法”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实用价值，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依法治国”中的“法”有很大的区别，具体而言，三晋法家的法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7、总之，“文明发展”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古代法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48、战国时代，早已礼崩乐坏，此时，具有贵族气质的周礼地位已不复当初的尊崇，凭实力说话也成为不少国家的当然选择，能立竿见影地富国强兵的法家思想自然深得君王欢心。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获得重用，并给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思想确实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具有普遍的公平正义。后起的韩非更是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秦始皇的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支撑。
49、(1)法治的目标：富国强兵。“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遵守法律、以法治国成为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同时法治还能保障国家在诸侯兼并的乱世中胜出。“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
50、更何况，法家变法，打击的就是文人，法家把读书人称之为害虫，嗯很有道理。韩非 作《五蠧》篇，指斥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公役的人)、商工之民为危害国家的五种蠧民。蠧，蛀虫。
51、其后，有“天下大水”便有“鲧禹决渎”，有“桀、纣暴乱”便有“汤、武征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会有“圣人”出现，化险为夷，人类社会的历史就被韩非认定成了一部“有圣人作”的历史。所以要治理当今乱世，像儒家学者提倡的那样“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民”，“皆守株之类也”。因此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新圣”身上。这就为韩非提出的君主专制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52、因此，雍正皇帝的那些阴暗残忍暴虐，我们固然是要批判鞭挞，但也不必过于夸大其辞——只要是专制政治，这种事情就必然发生。
53、就比如说，法家在韩国进行变法的时候，也定过法律，立过规矩，有一次，在韩昭侯酒醉之后，旁边管理帽子的小吏，为了避免韩昭侯出现身体问题，就给他盖了一件衣服，但这件事情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54、不过，如果愿意换一个角度，在“文明发展”的意义上来看问题，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这里所说的“文明”指的是由统一的制度和文化整合起来的人类共同体。据汤因比和亨廷顿的研究，文明的竞争甚至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这有着悠久而深远的历史渊源。今天所谓的西方世界，从文化上说，源自于古希腊。古希腊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有着众多城邦的操不同希腊方言者的世界。城邦讲究独立，于是，以邻为壑、零和博弈、双重标准、拉帮结派、割地赔款、屠城灭国、奴隶制度、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就成为邦际关系的常态。到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这些城邦习惯又转化为处理民族、国家、时代、国际关系问题的做法。与之同时的，还会经常出现帝国的身影。帝国是城邦或民族国家联合的极端形态，它不但不会消除城邦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的上述那些问题，反而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1840年起，中国被西方列强拖入以他们的规则为规则的世界，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吃尽了苦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过，当今世界仍然处在以国家联盟相互对抗来维持均势的危险境地，和平仍然是脆弱的，维持和平的代价极其高昂，世界人民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
55、 法家君主本位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不仅促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独裁、文化专制的必有结果——这已被历史所证实，而且在法治建设上和政治生活中也会产生难以克服的弊端。
56、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进行变法。商鞅采用法家思想，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战实行十二军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制定严刑峻法，实行法治国;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