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思行|张颐武：年轻人热捧“入关学”的思考
2、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3、法家三派分别是商鞅主导的法治派，申不害的术治派和慎到的势治派。三者的相同点取决于，都认为以法治国，以法治为核心内容，但三派中间也有所不同。
4、所以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他们在重役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反对重役，认为加重对民众的劳役负担，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5、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法家思想的核心观点)。
6、商鞅变法最主要的三条内容：加官进爵一律按军功来定，激励士兵玩命杀敌；强制老百姓互相监督检举告发，知奸而不告者腰斩；重农业，老百姓只能务农，搞其他行业的，或者懒惰导致家庭贫困的，全家都发配成奴仆。
7、学思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闰土”在今天
8、他强调了客观的真实性，也强调了普遍规律的存在。从历史的角度讲，他的观点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9、②人生态度：逍遥(旁观、超然，无所恃)(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
10、 韩非最早师从儒家学术大师荀子，当时荀子已经年届半百，名满天下，荀子在楚国的兰陵开班讲学，四方学子慕名而去，韩非也加入到求学者的行列。在求学期间，韩非结识了一名与其日后有着重要关联的同学，李斯。虽师从儒家，但李斯和韩非最后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子有着自己一套非常严密的理论，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同门的孟子“性善论”相对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只限于食色，喜欲，好恶的情绪欲望。因此需要提升道德加以约束。
11、法家原本系出儒家，属于儒家中的实务论者。理念之儒、传统之儒主静，万事万物以一理惯之；实务之儒、法家之儒主动，然而万变未离其宗。儒法同源，礼教与法治原本可以并行不悖。何必偏听偏信，自存门户之见？
12、其秦朝在时代背景已经变换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以法家思想治国导致了暴政。
13、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法是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的。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
14、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面临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带来思想的大解放，
15、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在这里，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系，我就不一一解说了，从字面上模糊了解即可)。但是，人人都有世界观，但是，一般人的世界观都是凌乱的，不规则的，自发的，所以不能称为哲学，而哲学就是哲学家根据一定得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把不自觉，不系统的世界观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注意，哲学只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不一定是正确的思想体系，哲学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
16、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17、法家的核心思想？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儒家思想产生背景？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18、韩非子论著的核心政治思想就在于法、术、势的结合，而这一点则是源于吸收了法家各位前辈的不同思想。韩非子之前的法家，虽然没有像儒、墨两家那样出现明显的派系分别，不同的代表人物却也有着重视法、术、势的区分。商鞅重视“法”，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崇尚依法度，废私仪；申不害则重视“术”，认为“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主张国君应该掌握“循名责实”的监督、任用、考核臣下方法，并且通过“术”来加以应用；慎到“由道而法”，由“学黄老道德之术”的“无为而治”，进而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为人君者不多听”，重视“法治”、“君权”的“势”的作用。到了韩非子这里，对应道家“无为而治”的“势”，为了克制孙氏之儒所认为“人性恶”而指定的“法”，将名家的“名实”理论付之于实践的“术”，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韩非子认为，单凭商鞅之“法”，则“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最终法治难以推行；单凭申不害之“术”，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会导致法治的混乱；单凭慎到之“势”，则“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会导致“应慎子者”“便治而利乱”，无法解决单纯“势治”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法”达到“抱法处势则治”，弥补“势”的不足。因此，韩非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势”即国君的“权势”是核心，而“法”和“术”则是维护这个核心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腕。他指出，国君应该依赖权势“君持柄以处世，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凡明主之治国，任其势”(《韩非子●八经》)；同时要重视“法”的地位，严法治，明赏罚，“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韩非子●难一》，“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子●内储说上》)；还要注重“术”的运用，“术者，因任而设官，循名而责时，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难三》)。
19、权谋天然地不受一切仁义道德、公平正义的约束；它甚至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唯壹的原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谋的合理性取决于权谋的结果，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
20、不过说到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因为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这两种起源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总想找出一个确切的起源。
21、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
22、一是蜕：学习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应该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进展，日渐而月进，并且使之产生质变。
23、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出世，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从创立到现在大约有两千六百多年。
24、商鞅的法治派注重绝对的法治，高度重视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一切依规而行。法治派的政略要以酷刑厚赏来实行法案，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缺乏赏，凡违法违令得人没有逃罚。法治派注重“以法治国”，规定我国官员学法用法明法，老百姓“以吏为师”。
25、这种论断认为法家思想只是适应春秋战国的乱世，而并不适用于完成大一统的秦朝，因为此时的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变法，秦朝依然沿用严苛的法家思想治国，这是法家思想没能与时俱进，而这种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继续实践导致了暴政。
26、①“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唯物主义)
27、延伸阅读：最齐全的诸子百家之道，流芳百世！
28、(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教材(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2-
29、韩非的法制观点是尖刻、偏狭、片面、僵死的。虽有其敏锐性，但也有偏颇。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根据人皆自私的原理，他反对用仁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他说统治者要治理好臣民，只要掌握赏和罚就可以了。其中他尤其强调要重刑重罚。臣民做事必须完全符合君主的命令、要求，有任何一点过分或不及，都要加重处罚。韩非认为只有君主充分掌握刑罚大权，国才能治。刑重才能国治，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实际上刑罚要准确、适中，重要的是民众自主、自立、自爱、自尊。重刑可以得逞于一时，获得表面的国治，其实危机很快就会到来。秦虽统一六国，但二世而亡，“终为天下笑”就是例证。
30、对于人性本恶的想法韩非与老师荀子的观点一致，但他认为仅仅依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需要一种更为严厉有效的制约工具，就是法律，韩非从性恶出发，研究法术刑名法术之学，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将法家思想在后来推向了顶峰。
31、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秦朝暴政的三个体现重赋、重役、重刑，其实并不合乎法家的治国思想，至少他们总体上是反对重赋、重役的，而提倡重刑也是为了惩治违法之人，那么秦朝怎么就暴政了呢？
32、韩非认为法的来源是道，是社会运行的必然法则，这种法则具体化为法律、法令、一系列制度条文。韩非的法是社会之法，又是合于道的自然之法，其法制思想是较深刻的，有其合理性。这种法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强制性和必然性的特点。他主张法律条文要由官府定出而公布于民，让民众无人不晓，大家共同遵行，体现公正性。这些都具有合理性。但韩非在强调法的强制性时则有法权为君主专制的倾向。由批评儒家礼仁治国而忽视法度的一面，走向了极权、专制的一面，忽视了民本、民权、民主的法制基础。其法成了绝对的外在强制。
33、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
34、法家学派在基础上否定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35、于各地积极办学。亦是维护社会道德、纷乱中凝聚力量的最庞大的文化核心。儒家为华夏文明核心部分，信奉由孔子创立的维护周礼的儒家学说。
36、格物就是探究弄清事物的发展之道；致知就是获取知识，诚意就是赤诚、真诚、忠诚之心对待壹切事物；正心，就是使自己的心正，是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修为高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