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肖滨教授这个思考非常有意义，也许我们在中国思考社会主义，问题不仅仅在于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向人类展示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政治形态的可能。也许，今日中国思想者的责任，不仅仅是应付西方的挑战，还要展开思想的创发。我想，创发的出发点只能是儒家，以及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延绵不断的社会治理传统。(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2、孔子提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天人观中看出，虽然孔子一生坎坷不断，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曾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从孔子的生平事迹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然灾害与人祸，让中国人一次又一次陷入苦难之中。尤其是在1840年后，中国人民饱受屈辱，然而中国人民何曾放弃过?中国人民始终相信会有否极泰来之时。
3、颜子注重自身修养，仁爱诚信，虚心好学，德行出众，无论孔子还是同门弟子，大家对颜回的抱负与志向、操守与德行都是交口称赞的。他长期践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规范，在同门学子中起到了很好的模范作用。
4、儒家文化中“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5、归纳和概括起来就是人们要有友善、宽容、助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它是儒家思想家所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或价值取向。
6、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
7、颜回通过协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替师讲学，传授六经，逐渐有了自己的影响力。《韩非子·显学》认为：“自孔子后，儒分八派，‘颜氏之儒’是其中的一派”。后世儒学专家大多认为韩非子所说的颜氏之儒，是指颜回弟子在继承颜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支派。(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8、 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作为一股最为强劲的外来思潮，自日本而进入中国，终蔚为壮观。儒家的大同思想、平等观念、伦理本位、和谐意识、志士人格，都起到了接引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重要作用。
9、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10、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案例，一对夫妻收养了一个孩子，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可孩子成人结婚后仍不离家自立，在养父去世之后，孩子不但没有对养母尽到赡养义务，甚至多次对其恶语相向，逼迫养母在外租房。他的养母几次要求他搬离，均遭拒绝，无奈之下只能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判决房屋为其养母所有。”这个孩子的行为明显是违背道德的，身为子女，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之后应当自己养自己，不能还像三岁的孩子一样完全由父母养着，甚至把父母赶出家门。《论语·为政》中子游问孝于孔子时，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启示我们：对父母不仅要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要有发自的内心尊重。
11、《吕氏春秋·孝行》与《礼记·祭义》中，都记载了乐正子春的一则事迹：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人问其故。乐正子春曰：“吾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
12、在当今社会里，尊师重教、事师如父和从一而终的美德正渐行渐远，我们所缺乏的正是颜子的“三盈三虚，唯渊不去”的操守与品格。新时代下，我们更应该倡导这种高贵的道德精神。
13、 近代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是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导致基层社会溃败的回应。儒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吞噬社会之今日，是否可能作出积极的回应，再度接引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对于以儒家为社会及文化基调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于当下，皆有重新探讨此类问题之必要。
14、《论语》是上千年前的作品，有些字词及句式演变至今已发生巨大变化，若是在解读过程中不究其本意，便容易理解不当，形成两个大相径庭的说法。
15、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16、接纳或支持自由价值，对儒学而言是大势所趋，但相关方案可以不一样。一种是从心性论出发，阐明儒学的人格理想本身就蕴含着自由精神，如前文所及。但是它与人们关切的人权事业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这种手法不能说动那些激进主义者。另一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承认人权是儒学传统的盲点，必须加以补充。徐复观就提出以人权补人格的观点：“所以人格的完成，同时必须人权的树立。人格与人权，真正是相依为‘命’而不可分离。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这才是立命之全，得生命之正，使前者有一真确的基础，使后者有一真实的内容，于是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后者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哲学上讲自由，后者是政治上讲人权，后者更直面问题的要害。用人权补充人格，只是表明经过转型的儒学的新社会政治理想，不妨碍其基本道德价值的守护。反之，如果以自由为儒学的根基，则需要重新阐明仁爱在儒学价值中仅居次要的地位。
17、先秦语境须放在全球性的“轴心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其主流趋势是理性突破第一代宗教的束缚而觉醒，问题是：觉醒后的理性能干什么？事实上，以理性打造帝国并不成功，而以理性升级神圣文明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轴心期”过后，第二代宗教席卷全球。宋代语境须放在全球性再宗教化潮流中来理解，其最大的问题是：升级后的宗教能干什么？是以神圣文明为中心吞并世俗文明，还是以神圣文明为支撑推动世俗文明的发展？欧洲中世纪选择了前者，而宋儒选择了后者。宋儒通过重建儒家信仰，率先将文明重心成功转向世俗追求，但没有找到世俗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欧洲实现文明的世俗化转向要晚得多，但通过摆脱神圣之域的纠缠使理性充分独立出来并与技术结合，从而找到了工业文明的出路，率先完成了世俗文明的升级。
18、 大家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文化热，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全盘西化的开始，但实际上并不是。80年代杜维明在新加坡召开了一个会，题目大概就是“儒学与现代”，是把我当成西化派的代表请去的。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所有人包括余英时等都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发现我并不是所谓“西化派”，而主要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了几个问题：在一个现代社会，我当时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即在一个工具理性主导的工商社会，儒家的位置何在？儒家的发展方向何在？我主要批评的是海外新儒家从牟宗三到杜维明的一个路线。这个会为什么会在新加坡开？因为当时很多人正在提“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和儒学相关，把新教伦理的命题转化为一个儒家的命题来证明儒家不但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甚至是东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的资源。我并不是完全否定它，但我认为这样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力图去论证儒学与现代世界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甚至是有利于现代世界的。这是让儒学迎合现代世界各种各样的功利的要求，或者促进科学精神，或者促进商业精神、市场经济，甚至促进民主，等等。当时我提出，所有这些都不是儒学的根本价值所在，而只是把儒学变成一个仅仅符合现代社会的工具。今天有很多经济学家也都非常认同儒学，认为儒学和市场经济很一致，好像儒家里面有市场经济的东西可以抽出来，或者从儒学来论证宪政或民主。但我认为这都不是儒学真正的天命所在，而且很可能造成对儒学本身的歪曲。我甚至认为如果儒学过于激进地介入社会现实政治的层面，从王莽改制到王安石变法，到清末康梁强烈的儒家指导的政治变化等等，结果通常都是灾难性的。我当时认为，儒家和现代世界，用韦伯的语言来说，其根本价值取向是不同的，传统社会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价值理性主导的社会，但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的社会，这一点今天仍没有变。所以儒家不再可能是全面性主导的，它起到保守主义的作用。我个人也是从保守主义的角度出发，现在也是一个很自觉的保守主义者。回头看我80年代那篇文章，也是一个明确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那时我可能太保守了一点，认为儒家唯一的工作领地就是学术界，在人文研究、人文发展的领域去坚持它的价值理性。但它在现代社会主要起到调和与协调作用，以免现代社会过分工具理性化、过分庸俗化。
19、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既要有她的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独立的文化。所谓独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或吸取别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为活跃，成为这些因素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那么维护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传统文化，必有她的强大的凝聚力量。
20、“四书”是宋儒为重建儒家信仰而集结的经典体系，本书的解读按照朱熹排定的次序展开。
21、《四书释讲》一书试图在文明全景中深度解释“四书”。文明全景视野包含两个基本面：一是从世界文明的进程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二是从神圣文明与世俗文明的整体来把握每一次时代变迁的特点。据此，本书聚焦于三个时代语境的互动：先秦语境、宋代语境和现代语境之间的差异及其在转进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22、当今社会文化泛滥，信息爆炸，国外各种形式的文化因素进入我国，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美国大片，日本卡通，韩国影视，等等。这些东西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不过是一种供人娱乐休闲的方式，但实际上是在传播一种价值观念，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被同化，从而失去了民族的根。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侵略，可以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那么在文化侵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孔子的儒家思想应当起一个怎样的作用?
23、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24、在经历了不断的军事战乱与政治动荡之后，到80年代，终于迎来了新的历史文化发展时期。从此，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动乱，经济开始复苏，国力开始增强，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同时，学术界对待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理性和客观，尤其大批地下文献的问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疑古思潮的极大消极影响。于是，必须超越疑古，走出迷茫，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学界共识。
25、于是，本书在随文释读的过程中，不得不对当下流行的观点提出批评。这些批评不是斤斤于细节上的吹毛求疵，而是想借此指出导致这些细节错误的研究范式的不足。这些流行的研究范式虽在解释的范围和解释的效力上各有千秋，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不能帮助现代语境下的我们进入终极维度；而不能进入终极维度，则意味着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古人。进入终极维度的根本方法，只能是超验的体验，而不能是逻辑思辨。逻辑思辨只能完成一些为终极体验做准备的基础工作，如正确选择进入终极维度的入口之类，但只要一进入终极体验，逻辑思辨就被抛弃了。因而，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古代的“后物理学”不同，它绝不允许有通过逻辑思辨来证明上帝存在之类的想法。如何真实体验到由有限存在者上升到无限存在，如何分辨某种体验是否达到了终极维度，并论证这些工夫和境界的逻辑必然性，才是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
26、 于是，这两三年，我便组织学生建立学术研讨小组，引导学生进行现代的学术讨论。近三年来，随着经验的积累，我看到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研读过程中，我看到学生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他们研讨的成果学术性更强。我希望这样的阅读，在我余下来不到五年的教师职业化教学中，能够持续发展，得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供同道者参考。这样的阅读，更希望能给跟随我读《论语》的学生带来一些收获，在他们未来的学术与人生中，起到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27、《吕氏春秋·孝行》中，还有曾子之言：“父母全之，子弗敢缺。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肢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28、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又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29、三：儒家“孝”思想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及如何在新时代延续儒家孝道文化
30、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31、 关于理解公民，儒家也可以提供新的角度。上次在万木草堂与郭忠华教授对话，讨论到君子与公民的关系。深入理解君子这个词的含义，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让每个人都通过伦理、道德自觉，同时扮演好私人的角色和公共的角色。在儒家义理中，每一个个体只要自觉了，就是公民，就可以成为天下秩序变好的主体。
32、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33、 肖滨：“儒家与社会主义联手能够为制衡资本主义提供什么”
34、赵峰，哲学博士，中共中央d校文史部副教授，曾任中共中央d校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主任。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曾为韩国首尔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儒学、韩国古代儒学、当代新儒学、宗教神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等。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朱熹的终极关怀》，论文《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朱熹之理辨析》《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朱陈义利王霸之辩解读》等。
35、 这两种类型的紧张表明什么？立足于两种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难以真正化解资本主义的负资产，或者说不能完全把资本主义的负资产摆平。这就向人类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方面，资本主义无法替代，灭不掉，另一方面，单纯社会主义运动也“搞不定”它。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可能不能单纯立足于个人或者公民权利之上。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产生，那么就回到我们会议的主题：儒家与社会主义联手能够为制衡资本主义提供什么？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会议的核心。社会主义的目标本来是要制衡资本主义，但是从实践来看，即使成效不错的民主社会主义也难以“搞定”。那么，儒家可以做点什么？
36、“陋巷之乐”把自我化于自然之中。“同于大道”(《庄子·大宗师》)，使自我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
37、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学者对孔子与传统文化的积极认识，也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孔子与中国文化的瞩目。放眼世界，不仅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从事学术活动，寻访和研究孔子，而且许多国家和地区也举办相关活动，出版研究作品，纪念孔子，研究孔子。除了中国大陆，在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在日本的东日本国际大学，在韩国的成均馆大学，在欧美地区，都有各种类型的孔子学术研究等活动，极大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西方学者研究自身传统的同时，也瞩目于孔子与东方文化，来自欧洲许多国家的学者积极在各地举办的孔子研讨会。
38、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的道德价值、教育价值及政治价值。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知行合一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9、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40、西方传统文化，从哲学家柏拉图起，就基本上是“理性主义”，即把生活的理性，升至高于一切的绝对律令的位置，甚至与上帝合而为一。人是理性规定下的棋子，是上帝驾驭的羔羊。话说程朱理学也是跟理性主义一个做法，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个人抑制内心情感，服从外在的绝对秩序。
41、不过，在科学研究中、在治学中，在履行法律时，我们不能把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因为自我的私情和私利，而把符合更广大人民情感的，或符合自然规律的理性原则忽视掉。
42、“愿无伐善，无施劳”(出自《论语·公冶》)是复圣颜子毕生之志，是内修己德、外施爱民的治国之策。这与舜的“无为而治”相同。在颜子看来，唯以此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社会。颜子施政理想所向往的就是能有一个“君臣一心，上下和睦，丰衣足食，老少康健，四方咸服，天下安宁”的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这也是历代明王圣君为求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
43、我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设。
44、 这里我的结论是，在化解资本主义负资产的问题上，儒家可以与基于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结盟；在这方面，儒家有其独有的资源。
45、出自《孝经》谏诤章大致可理解为曾参问孔子：“冒昧的问您下，子女顺从父母就可以说是孝吗?”孔子立刻回答道：“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当父母有不义的地方，就要设法婉转的去劝阻他们，这样才能使他们不会陷入不义之中。如果一味的顺从，使父母陷入不义之中，这样又怎么能够称为孝呢?”
46、即使是追求超脱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演变成了半入世半出世，以超然之态享受尘世之乐的“禅宗”，这里，儒家所推行的人生观，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尘世之乐并不同于动物式的肉欲，而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性的肯定，对现实情感的精神性的肯定。
47、“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
48、自然地，虽然儒家思想强调社会性和秩序性，也并不能成为少数人利用绝对权力和死的规定，违背百姓的意愿，钳制百姓生活的理由，而只是一种忽略秩序的情感连接性、忽略秩序的内在平等性的“异化”行为。
49、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例如在美国，它有比较强大的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因素，但是很弱。虽然公民有政治权利的保障，比如说一人一票没问题，但同样存在经济分配的极大不平等。我们看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经济的巨大不平等与公民的政治权利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如果说在欧洲体现为民主对福利的绑架的话，那么在美国可能就是民主与经济财富分配之间极大的断裂。
50、汉武帝时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专制，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
51、从秦汉开始，随着统治者及各类利益攫取者的利用，以及后人的歪曲解读，“孝”的本义概念被偷偷替换，孝的精华逐渐被曲解，起而代之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顺从，“顺从即孝”，这显然是与先秦原生儒家的孝论相悖的。
52、第九讲 《论语》之圣贤 一 尧舜气象 二 孔门师徒 三 颜子之学 四 孔颜之乐 五 已见大意 六 战战兢兢
53、启蒙主义者想必都熟悉康德关于“什么是启蒙运动”的界定：“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对enlightenment的理解，正是中文将其翻译为启蒙的理由。这是一个隐喻，但它道出一个事实，即心智未成熟的人，是没有运用理智的能力的。儿童就是处于这个阶段而需要别人帮助，或者等待启蒙之人。当然我们可以说，自由在成长过程中实现，是生命或生活的目标或保证。但是，即便如此，仁爱依然是独立且不可代替的价值。孤立的个体力量总是有限的，通过交易来获取他人帮助的途径也不一定总是有效的。没有感情，没有依赖，就没有幸福。没有爱，没有信任，就没有代际传承，人类也就没有未来。
54、 我今天讲的儒学，主要问题仍然是在教育领域，“正人心”方面，但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性的领域，而是说包括社会人心的教化，这是儒学可以做的事情。强调儒家如何能够引出权利主体概念也好，引出宪政民主的主体也好，我个人仍然怀疑可能这不是儒家的精神所在，也不是儒家发展的方向。儒家的发展方向是对现代社会——科技主导的社会，技术理性主导的社会，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加以规范、节制、调和。在工具理性和科技主导的基础上，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中国特色，整个人类都会在技术理性的笼罩下。当然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这个东西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也不可能扭转。儒学唯一的功能只是在人心的教化上面，所以我持一个非常悲观的看法，如果着力去论证儒家和现代民主宪政，更不要说市场经济等等的一致性，都是对儒学的歪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大相信儒学可以在现在这样一个技术和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完全恢复一个古代中国的全面儒家社会。如果儒学不能自我节制的话，我担心它会走火入魔。
55、那么，为何不学墨家那样讲兼爱，或者与某些宗教传统一样讲普爱，即无差别地爱一切人？更严厉的责难，则是亲疏有别会导致自私。对问题通常的回答，是从人的天性出发，赋予它超验的意义，如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以之为性善之表现。再以之为基础，在生活中培养、充实爱的情感力量，并向外投射。这可称为“天性扩充”的解释模式。作为补充，本文提出基于“能力责任”的解释模式。儒家强调爱是一种感情，但又不仅是感情。知行合真正的道德感情，必将导向道德行动。只有这样，它才不是停留在善之端，而是表现善的现实力量。既然爱是行动，而行动便有能力的要求。每个有限的人，能力都是有限的。当子贡问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算不算仁时，孔子认为岂止是仁，简直是圣，而且圣恐怕也未必做得到。当爱变成行动时，一定意义上是在履行道德责任。但是，没有人有能力履行对普天下的人的道德责任，除非神。因此，每个有限的人，只有依亲疏不同而区分责任的主次，才能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秩序。举个例，如果某个年迈者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被追究责任的首先应该是其子女，而非普天下的年轻人。这个责任主次的区别，就是爱有差等的另一种理解。当然，如果爱所有的人会包括坏人，那的确不在儒家主张的范围内。
56、实际上.道德的.作用与经济、法律等手段是不可分的.不讲道德.任何法律、经济的手段也难以奏效。市场经济木身实质是信用经济、市场机制、市场工具.诸如商品、货币借贷、买卖、合同、契约、金融、期货等等.无不体现信用关系。不讲信用.必然导致经济混乱及各种负而现象的产生。市场经济越发展.竞争越激烈.越要求人们守信用、讲道德.越要排斥无信、欺诈、放纵等不义行为。市场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关系.要求人们在讲利求利的同时讲义守信。儒家重义.诚实守信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我们这一
57、两千多年以来，复圣颜子备受尊崇，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他十三岁从师修学，十八岁乃成德教。东汉郎凯说：昔“颜子天下归仁。”
58、形成了“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义，可以产生利，但是要以义为前提，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甚至可以将这条原则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根本要义。
59、《孟子》是宋儒精神冒险的前沿，无论在现实维度还是终极维度上，都表现出强大的冲击力。其王道仁政思想，把高调的价值理想、激进的批判精神与务实的理性态度结合起来，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一幅宏大完整的文明建构图景。其雄辩的性善之论，不是讨论抽象的类本质，而是在谈内在的终极力量，因而为宋儒打造沟通形而上下的真性枢纽，推进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与内在体验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绝佳的经典依据。其知言养气之说，更是对圣贤之学的工夫与境界做了细腻的阐发，给宋儒的进一步发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60、第十一讲 《孟子》之性善论(上) 一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二 《告子上》选读
61、ISBN：978-7-5201-6395-8
62、当今国际社会，强国侵略弱国的现象加剧，经济危机也频频发生，地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孕育在隐藏的不安定中。而孔子思想中理想化的道德体系建构和对个人的道德要求，恰恰适合于当下的社会语境，这一点也得到了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认同。
63、《大学》是儒家的一面旗帜，它鲜明地表达了儒家信仰面向现实维度的特征，并且在现实维度上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目标；其与终极维度的连接通道在“三纲领”的“明明德”与“八条目”的“知至”“意诚”处。这里，唐宋之间逐渐显露的时代课题是理解宋儒语境的入口，它决定了宋儒重建儒家信仰的历史使命，以及重建的信仰必然面向世俗价值关怀的显著特征。由于《大学》文本本身比较简单，故本书释读的重点放在了延续至今的争论上，而略过了字斟句酌的辨析，并由内圣与外王的千古缠绕引出儒家终极关怀的基本特征，为后面的进一步阐释作了铺垫。
64、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65、儒家则曰“未知生，焉知死？”儒家不把生活的目的放在彼岸世界，而是只承认现实世界的意义，因而只有通过人的积极实践，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肯定。因而儒家追求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快乐”境界，而非漠然处世——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把快乐置于尘世，把幸福置于尘世，追求一种可感的真实人生，这是千百年来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积极入世，积极审美的重要精神动力。
66、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爱，它的特点是重精神，轻物质;重道德，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儒家注重的是大方向，重视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关心的是健全人格的培养和正确人生观的建立，即教导人成为正人君子。
67、 最后，王符文化思想在当代社会精神方面的现实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王符文化思想的精神方面它包括了孔孟儒家思想，哲学思想和无神论思想三个方面，儒家思想充分表现在王符评论时政和理论思考的过程中，明显的继承了儒学的传统文化思想。哲学文化思想倾向于重气、重实、重变，具有比较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色彩。王符的无神论思想，具有重视人轻神论，重行不重卜，王符儒家思想重点论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鲜明观点。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称为历代官学，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被神圣化和偶像化。王符少好学，所学的内容都是儒家和五经和《论语》，他要求君子所学内容也是圣人经典，他指出“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於道”。在他看来，儒家的经典都是先圣的创作。包含着大道的精华，是人们的立身处世的规矩和准绳，你如果想要做一个君子，使自己成为贤人，那就从小必须自觉地，认真地学习圣人的经典。因此，就思想渊源来说，王符首先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王符对元气论的认识中讲到欲想达到三皇五帝那样的盛世，必先原元而本本，首先探求宇宙万物的“元”和“本”。王符主要从哲学上着眼，继承和扬弃了前人各种思想成果，明确地把“元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王符认为“道”根于“气”，因此“道”应为“气之道”。王符对卜筮、巫术、相术、占梦等都持有无神论思想是祸福自取，强调德行及对世俗迷信的极力批判思想。
68、问题在于，权利不是单数。《世界人权宣言》条款达三十条之多，内容涵盖从生命到财产安全，从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到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在这张丰富复杂的权利清单中，并非所有的条款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些权利的保障是其他权利存在的前提，如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二十三条“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第十七条“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等，显然比言论、集会及选举的权利更基本。因此，我们不能笼统讲自由，而是通过具体权利观察哪些方面是自由的。反观儒家传统，虽然没有个人主义思想倾向，也没有形成抽象的权利概念，但是，从孔子适卫，期待民众能“富之、教之”，到孟子要求君王“与民共乐”的思想，可以推知儒家的爱民得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条件。当然，教育没有普及、司法制度不健全也绝对是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自由，没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其实，后者才是激进主义者指摘儒家传统没有人权的真正原因。应该肯定，当代社会的人权之争的确是围绕着政治领域的问题展开的，而且只有政治权利得到保障，自由才是充分的。但是，通过批判儒家来伸张这种权利，同借助人格自由的理念来推演这种权利，虽然看起来各自目标明确，其实都是思想失焦的表现。在追求政治自由的问题上，当今的儒者或反儒者，都不必拿儒家说事。恰当的理解是，儒家传统没有个人权利意义上的自由议题，但其价值原则并不必然抵制个人权利的发展，至少不是今日公民权利诉求的障碍。当今社会缺乏某些重要的自由权利，不是因为学界未能提供形而上的理由，而是由于现实利益结构对比的结果。
69、闵子骞真的死板吗？首先，孔子是绝不会赞扬一个不知变通的人的。有一次宰我问孔子：如果一个仁者被告知有人掉在井里，仁者会跟着入井吗？孔子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他认为君子不会因被骗而犯糊涂，君子应该始终有自己的判断。《论语》里颜渊、仲弓、司马牛等人问孔子“仁”，孔子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子游、子夏、孟武伯等人问孝，孔子也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孔子本人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样的孔子会赞扬一个不知变通的学生吗？《论语》里体现的儒家理论是灵活的，如“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更是直接反对走极端的做法，“孝”作为儒家道德体系最基础的一环，更不会强硬、反智，《论语·为政》中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里提到身为子女需要在父母行事有误时采取合适的方式劝谏，不能一味遵从；孔子不赞扬甚至鄙弃愚孝的行为，《孔子家语》记载，曾参不小心把瓜苗的根铲断后被父亲毒打至昏迷，他苏醒后反问父亲是否累了，孔子对此很不高兴，说“参来，勿内。”他愤怒的是曾参不躲，差点令自己死去，陷其父于不义。孔子不赞同死板的行为，他认为真正的孝除了要发自内心感恩父母、尊敬父母、侍奉父母，还要在父母有过时用合适的方法劝他们改正，使他们免于不义。如果闵子骞行孝道是死板地行，孔子不会给予他这样高的赞誉。
70、作为伟大的圣哲，孔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世界的共同遗产，孔子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可以并且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1、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思想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72、上述两种观点与伯林(IsaiahBerlin)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很类似。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认为，虽然自由充满歧义，但有两种重要涵义在思想史上有深刻的影响。前者强调对思想或行为自己作主的意愿，可表达为“去做……的自由”，后者则期待思想或行为被保障或不受干涉的权利，是“免于……的自由”。依伯林的描述：“‘自由’这个字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换成儒家术语的话，就叫自作主宰，或者为仁由己。不过，伯林认为，即使持有积极自由观点的人不反对消极自由，前者也不必然导向后者，原因在于它在政治的运用上容易变形。这种变形在思想上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唯心论对自我作二重化的区分而造成的，一是经过一种理性主义式的形上学引导所达致的。第一条思路的分析对我们的问题更有启发，因为宋明理学的心性论，正好存在把自我作二重化区分的逻辑结构，其中无论道心、人心的区分，还是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辩证，都为大我取代小我或公心超越私心提供理论依据。证之中国传统，积极自由不一定导向权利立场的论断，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等到近现代才让严复发现传统中自由概念的缺失，也不需要像徐复观这样的现代儒者，反复强调接纳自由特别是权利观念的必要性。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不论反传统主义者还是现代儒家，强调自由的着眼点，首先不是基于形而上学的兴趣，而是出于对经验生活中自由状态的不满。梁启超早就说过：“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时乃非人。”因此，在儒学中诠释出一种玄学化的自由，可以表明今天儒学已经作好接纳经验自由的思想准备，而无法证成儒学真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自由传统。
73、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中国现时期的外交政策都可溯及到儒家思想中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儒家文化的这种思想对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分离会实现统和谐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一定能够实现。民族争端和历史延续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宝岛台湾也会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74、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就是忠君爱国，讲仁义道德，对人要有礼貌。要讲义气，义务，义演，义诊。讲智慧，讲信益，诚信，言而有信。
75、摘要：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对立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从检讨这两种观点入手，通过引入"情感责任"的视角，重新分析儒学仁爱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儒学的仁爱与自由主义的权利，是各自独立、互不代替的价值。无论今日还是未来，继续阐述仁爱精神，对儒学和社会，都是值得追求的思想事业。
76、儒家主张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篇幅所限，只论疑罪从无。
77、 (3)“仁者爱人”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就是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省刑罚，薄税敛”，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生产，深耕易耨；老百姓所要求的，设法满足他们；不想要的，不要强制他们接受，“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78、复圣颜子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大多收集在《论语》、《孔子家语》以及后世诸子百家等著述中。颜子践行的“仁德”是同门中最理解并践行和发扬孔子“仁道”的弟子，这种精神也是当今社会急需倡导的！
79、自由无须借助儒学伸张，反过来，儒学也不必依靠自由拯救。儒学有自己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仁爱。仁者爱人，所爱之人包括亲人和亲人之外的人。两者的区别在于，亲人之爱如亲慈子孝，结构上是相呼应的，但实践中这种亲情的投射则是无条件的。无条件即不是一种交易关系，不论养子还是养亲，都不能计算回报与成本。养育是尊生，实现天地之德，不是为防老的投资。孝亲是感恩，对生命传承的敬重，即便是回报也非可计量的交换。此外，对亲人之外者则要助人为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特别是对孤苦无助者要抱有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既包括“见孺子将入于井”的生命关怀，也包括为保护无辜者挺身制暴的责任，如孟子对成汤在“葛伯仇饷”中为匹夫匹妇复仇的赞赏。儒家认为伦理从爱亲开始，是人的天性使然。由此开始，人才有可能把爱推致、展现到更多的同类身上。此即亲亲、仁民与爱物的思路。
80、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里可以看出颜子以舜为榜样，毕生践行“圣人之道”。
81、我们认为儒学在新时期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使然，儒学能历千年而不绝，经百折而不灭，指导着中华文明以足够的韧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不断灿然，必有她超越时空的“合理内核”与不朽价值。她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她能够并且能永远与时俱进。在当代，儒学的巨大现实价值主要有如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