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寒夜》中的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个主要人物，巴金在访谈中提到，“我觉得都同情，三个主角不能完全是好人，也不能说是坏人，但是我还是同情他们的”，其实巴金在《谈——谈自己的创作》中有更为详细的阐释，他说“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事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d反动派，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辩护。有作品在，他们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的看法”。
2、巴：因为黑暗已经到了极点，光明就要到来，走到尽头，光明就要到来，前面就是光明了。(巴金的资料和作品)。
3、2016年10月底，又到上海。伫立上海图书馆门前，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引——“讲真话——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
4、在这之后不久，“维也纳”出版社又邀请我继续翻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春》。这一次我可以轻松地对译文字斟句酌，因为我对故事背景和各个人物已经了然于心。我重新回到了二十世纪头几十年的中国，回到我所熟悉的场景之中，再次跟高氏家族，尤其是这个家族中的女性，那些夫人小姐和丫鬟们分享她们的生活点滴。尽管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春》在历史视角上的吸引力要小于《家》，但却有其在文化视野上的诱人之处，因为通过前者，能发掘出被忽视了的生活方式跟习俗，这些内容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令人钦佩的描写。我能感觉到从《家》到《春》这中间经过的五年时间在巴金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演变痕迹。巴金变得更加有智慧，对人物的描写和情绪变化也更有把握，同时整个叙事过程又有着严密的内在连贯性。那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作家，但还没有失去他对生活的激情。我希望我已经有能力将巴金的声音传递给我们国家的读者。我也希望我已经能够传导出他在小说引言中所宣告的春天是属于年轻人的那份信念。他的这番话令我思索良久，令我想到了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将来，想到当今面对着一个不确定而多变的世界的所有年轻人的将来。他的话语中传递给这些年轻人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更为鲜活。这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信息！
5、书讯| 轻舟怎过万重山——《点滴》2022年第1期内容简介
6、(31) 罗荪1983年2月27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76页。
7、而巴金处女作的《灭亡》则把他反专制的憎和对人类的爱的这两面作了非常青春激情的表述，而后的《家》则更为直接的体现了他对限制个人自由的封建的主义的无情的控诉。后期，《火》《第四病室》《憩园》《寒夜》，都体现了对40年代中国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火》对抗战的直接描写，《第四病室》对社会底层黑暗的揭露，《憩园》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思，《寒夜》对社会黑暗的控诉。
8、躺着读书，线装本最舒服。我依旧躺在南窗下的沙发上，在据说是一百五十年来四十度以上高温天数最多的这个夏季，翻读《前尘梦影新录》。环境让人躺平，炎热使人力不从心。差不多半个世纪前，黄裳曾这样写道：“近以病闲，追忆亡书，写为此录，旧目不存，但凭记忆，兴至即书，不复诠次，多记故事，亦及估人。留待他年，亦海上书林掌固矣。又偶得片纸，记群书行格、序跋、印记，亦为写入，不嫌覙缕。惟求书虽勤，读书日少，过眼烟云，多未终卷，遂不能校雠异同，论其得失，随笔书之，殆亦赏鉴之支流，不足以言著述。徒以寒士青毡，聚之匪易，青镫夜永，时复上心，聊书所忆，驱我寂寥。一卷既终，漫书末简。甲寅夏至前一日镫前记。”(第171页)过眼烟云，不仅于书吧；闲中寂寥，正合回忆。那是一个盼着点什么，又茫然不知所向的岁月吧。幸好有书，还有剥夺不去的记忆。我也是幸好有书，支持着走过这样的苦夏。读《前尘梦影新录》，我尤感黄先生是藏书家、爱书家，也是一个读书家，虽然他自谦“读书日少……多未终卷”，但是这些札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某些书的细部或关节的注意，非当年细读不能如此。如谈《邗江三百吟》，他特别提到：“此竹枝词之俦，纪扬州一地风土人情……于时扬州繁盛甲天下，所记时尚，乃绝妙民俗资料。忆有咏一丈青者，即《红楼梦》中晴雯所用之物，以为绝好资料也。”(第121页)他对很多问题是有眼光和超前意识的，比如搜书不避残卷，可知这不是一个为藏书或贩书而聚书的人。他甚至说有时是为了“书影”：“余买书不弃丛残，往往一书缺一二册亦收之，意在书影也。庚辛之际，旧书如潮而至，佳本为书估所得，残本弃于还魂纸厂，无力多收，亦无地贮藏。无已，姑取一二叶留其面目而已。”(第14页)看来，他后来能写《清代版刻一隅》这样的书也并非偶然。谈及“书影”，也让我颇为振奋，这也许能证明做一本《黄裳书影录》也不单单是玩一玩的事情。
9、图：巴金保存的一帧现代文学馆(万寿寺)正门照片
10、孙：昨天我去看，很多年轻人在那儿都很安静，也是二轮电影院了，挺安静的。说明青年人能理解。
11、岁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转眼间，2022年只剩下一根细细的尾巴尖儿，但我们还得努力掐住它，把一年的工作做好。今年第五期《点滴》已经编竣，即将与读者见面，第六期不日也将付印。
12、1980年所写的《随想录》第60篇《说梦》里面有一些关于噩梦的记叙，仔细地评论这一段描述，可以发现很短的内容里，噩梦竟然有四种，这些做噩梦的时机、地方、环境都不同，噩梦的性质也不一样，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是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噩梦，第四个是1980年代的，作为记忆的噩梦，隔了一段时间还要折磨他的噩梦，里面有四种不同的噩梦。更重要的是，作者把第四个噩梦叫做后遗症，把过去的噩梦和现在的噩梦，以因果关系看作是一连串连续性的事件连接起来，所有的噩梦都属于叙述的主体，而这个主体从文字表面上还是看不见的、不可视的存在。再进一步分析巴老在《随想录》里面描述的噩梦的特点：这些噩梦把梦境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时间前后秩序被打乱。“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这话发自被迫害人的口里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却是发自巴金的口里，当年做噩梦的巴金把时间秩序打乱，丧失了时间的观念，这是非常有特色的描述。不仅如此，现实景观也变形进入了噩梦中，淋漓地表现了噩梦的恐怖度。
13、从性格来看，两人虽然都是各自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却都不是那种长袖善舞交际场中人，这或许倒让两个人惺惺相惜保持着多年的君子之交。有人提到过：周恩来是林风眠留法时期的同学，可是，周恩来到上海，林风眠总是远远地躲着，直到有一次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发现了他，两个人才拥抱叙旧。(见谷流、彭飞编著《林风眠谈艺录》第16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10月版)而巴金，黄裳曾写过：“有人认为，巴金当了好几届政协副主席，又当了多年作家协会主席，就认为他当了官。其实我觉得他对当官毫无兴趣。……平常闲谈，也从不涉及官场。在我的记忆中，只记得他曾提起周扬曾劝他入d，也就是闲谈中的一句话，没有深论。他多次去北京，也会见过高端政要，他都没有细说，只有胡耀邦请他吃饭，他说得较详，也有兴趣。”(《伤逝——怀念巴金老人》，《来燕榭文存》第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在创作上，他们都是“五四”之子，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念。1929年，林风眠创作过一幅油画《人类的痛苦》，据说戴季陶看后说：“杭州艺专画的画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引人到十八层地狱，是十分可怕的。”1931年前后，蒋介石来看画展，陪同他看的正是画家本人，蒋问这画什么意思时，林风眠答：“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不满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这么痛苦的人？”(郎绍君《林风眠》第5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巴金的那些小说，表达的不也正是“人类的痛苦”和对黑暗的控诉？
14、“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10)这是巴金1980年11月15日给姜德明信中的一句话。随后的几封信中，他们都在谈论此事，巴金表示：“我愿意为它的创办出点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您觉得怎样？”(11)“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建立这个馆。您看怎样？”(12)渐渐地，设想已进入操作层面的计划：“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我给罗荪写信也提到了。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钱和资料大家捐献吧。”(13)
15、《随想录》中，巴金一方面回忆当年，追诉过去，提供过去的一些事实。另一方面，描述现在、目前、今天所谓的后遗症。《随想录》的世界是把这两者混合在一起一并抛出来，读者面对这样一个议题的作品，根据自己个人化的期待，都有自己的体验、经验、记忆，往往把自己的兴趣聚焦为提供事实的一面。结果嘛，“原来如此的”，“这个情况我也看过的”，各自经验的再确认，记忆被强化，自己算是过来人，自我肯定。
16、(21) 巴金1981年2月15日致罗荪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125页。
17、(10) 巴金1980年11月1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75页。
18、巴：开始看觉得滑稽，可是后来慢慢看，就不觉得，就习惯了。导演很花功夫，外国人演不容易，穿中国人服装。
19、巴：最近在日本演过一次，日本朋友写信来说起。
20、我在开始翻译《家》的时候，并没有遵循任何工作计划，没有许下任何承诺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我断断续续地工作了四年才完成了翻译。当我不断推进时，这部作品令我越来越着迷。我用于翻译的时间使我得以沉浸于一段我颇为陌生的历史时期。我阅读了有关这一时期的书籍，这些书帮我梳理清楚了小说中那些令我感到奇怪的情节，也让我理解了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反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所经历的那一个割裂的过程在我看来十分有意思，而作者叙述的事实，尤其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叙述的方式，使得这一过程愈发引人入胜。我在北京拿到的这一版的《家》的末尾还包含了巴金为这部小说各个版本所撰写的后记。正由于这部作品令我如此沉迷，因此我在完成了正文的翻译之后还翻译了所有的后记，为此我能了解到随着时间流逝，作者是如何评价自己年轻时期的作品的。
21、第二次听井上靖先生谈孔子是在1984年5月，我随巴金先生赴日本参加国际笔会大会。5月17日下午，应日本时事通信社的邀请，巴老与井上靖先生进行对谈。
22、一位曾经人云亦云、放弃独立思考的巴金，因《随想录》而得以改变，他在《随想录》中倡导的“说真话”、自我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精神等，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文化界的精神标杆，他也因为这部作品，而被许多人称作“知识分子的良心”。
23、巴：据说拍了好些，后来篇幅不够，删掉了，一些和解的地方都删掉了。他们两个主要是生活越困难，人的脾气越大，所以他们情绪不好就吵架，生活不好也有关系。
24、为《望乡》辩护，正是巴金重新启程的契机。1987年他在《合订本新记》中承认这一点：
25、(2) 姜德明：《与巴金闲谈》第7—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
26、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巴金散文集代表作海上的日出
27、《随想录》是一本现代杂文，作者是巴金。巴金在晚年写下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高峰。
28、关于作家资料馆的事，……我想先写个缘起，请大家签名发起，再拟出个办法来，逐步促其实现，如可能，则在作协理事会上把这建议正式提出来，形成一个决议就更好了。(20)
29、1981年3月27日，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逝世，4月20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巴金被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现代文学馆的筹建问题也列入议程。当年10月13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巴金主持，“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工作的汇报。由巴金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获得了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将要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具有国家档案馆的性质。它将逐步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若干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资料、研究中心。巴金已捐献15万元作为建馆基金。他表示还将继续为文学馆募集基金，促进文学馆早日建成。”(22)开会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巴金、张光年、贺敬之、朱子奇等人，他也对文学馆的筹建寄予希望，后来的新闻报道中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同志1980年倡议的。1981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中国作家协会筹备。胡耀邦同志在一次接见巴金等同志时，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表示热情关怀和支持，并作了重要指示，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巴金、谢冰心、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孔罗荪、张僖９人组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孔罗荪任主任委员。”(23)——这则报道中确认了：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在1981年得到中宣部的正式审批；在这次主席团会议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组成，它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展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30、再次说回我个人的故事。在1982年也就是我从大学艺术史专业毕业的那年，巴塞罗那官方语言学校第一次开设了中文课程。我自然是飞奔着去报了名，并完成了所有四个阶段的课程学习。正是在那里，我打下了很好的中文语言的基础。我对关于中国及其艺术、历史和文化的书籍的阅读，还有我前往中国的旅行，在这些年中一直未曾中断过。在2003年，当大学已经开设了东亚学专业的时候，我进修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硕士课程。在完成硕士学业之后，为了不再荒废我逐渐恢复的知识水平，我开始从事一些书籍的翻译。尽管当时我只知道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但我知道巴金是谁，也知道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而且还知道他写过一部名为《家》的小说，这部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巴金在2005年刚去世时，西班牙的报纸报道了这一令人伤心的消息，并介绍了他的生平和著作。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决定将《家》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因为我的中文水平有限，这个决定有可能是很鲁莽的，但我当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个人练习，因此我可以自行翻译而无需告知任何人。此前西班牙已经编辑出版过《家》的缩译本，标题为《高氏家族》，译者为塔西安娜·费萨克女士，在我看来，她是现有的最好的中文翻西班牙语的译者。这一版本主要针对的是年轻读者，译者完美地翻译和改编了这一作品，并在取得作者授权之后于1981年出版。
31、虽然这过程中，难免会有辛酸、委屈。但你要知道，没有谁的生活不辛苦，每个看似轻松光鲜的人背后，都有一段硬撑的过去，撑过白天的疲惫，撑过夜晚的孤独，坚守着最初的梦和爱，用日夜的打拼争取向往的生活。
32、(8) 巴金：《再说现代文学馆》，《巴金全集》第16卷第439页。
33、此诗作于1929年初春的上海。全诗十三节，每节四行且字数相等，讲究音节的变化，采用了AAAA式、AABB式、ABAB式等押韵方式。诗中的“夜莺”具有象征意味，象征着美丽而娇弱的恋人。前四节写“我”与“夜莺”的相遇，在寂静的黑夜听到她悲凉的歌声，触动了“我”游子的思绪与寂寞的心弦，扰乱了平静如古井的内心，也开始了“我的不幸”。第五节至第八节，“我”被“夜莺”迷醉了，曾在冷清的园林中听她讲述飘零的身世，月下崎岖的小路上挽起她的手，黄昏梧桐树旁沉迷于她流转的媚眼，“我”甘愿作负重的骆驼，在沙漠中寻找清溪和水泉。第九节至第十节，写“我”从迷醉的梦中醒来，“毒箭射满疮痍的一身”，身心受创，如战败的将士，又似旷野中的僵尸。冬日病中，失望的悲恨刺痛“我”的心，“我”向上帝忏悔并祈祷，离开这“夏娃的后裔”。第十一节至十三节则是对当下心境的描写，“我”平静后锁住古井般的心门，“不愿意任何人轻易来叩问”。正如诗题所示，诗人从梦幻中惊醒，怀着悔恨的心情，但仍面临情欲与理智的矛盾和痛苦。
34、1998年春天，再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正在写《怀念曹禺》，答应完成后交给我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一篇千字文，他足足写了好几个月，而且只能用口述方式。我又一次前往上海，走进医院，取走这篇真诚感人的文章，发表在大地副刊上。谁想到，巴金很快病重，再也无法与人交谈，《怀念曹禺》成了巴金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35、清朝刚刚结束统治，到了巴金这一辈，已经历经了五代人，是家族最兴旺鼎盛之时，三代同堂。
36、对读者而言，文学作品的阅读虽说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我们可以随便阅读过去的或者外国的作品，但是读者的经验和知识到底是有限的。比如小说这种文学形式里面充满了日常生活里一些比较琐碎的东西，尤其是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描写的话，小说就没法成立的，然而过去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全部知道。大部分的文学阅读，其实是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将作品翻译成自己可以理解欣赏的内容，读者阅读作品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作家有作家的期待和预期，读者有读者的期待和预期。读者跟作家的欲望、期待、预期没有任何的关系，读者有任意解释欣赏作品的权利，这是读者对于作品的关系。
37、罗荪回信，谈到他在北京为此事奔走的初步成果：
38、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此时巴金收到了许多书信，很多是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
39、(26) 罗荪1982年1月1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71页。
40、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相约定第二年在昆明相见。送走了萧珊，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他《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1940年夏天，《秋》交开明书店出版，巴金拿着样书，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萧珊还是那么活泼开朗，那么丰姿绰约、光彩照人。巴金见到萧珊，心情的欢愉是可想而知的。暑假期间，萧珊每天都和巴金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他回到自己住处伏案写作。
41、巴：演过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那个时候无所谓，不一定举行婚礼，这是无所谓的。主要吵架还是当时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太惨了，太苦了，好人受苦。
42、巴：这几个人物我比较熟悉，生活也比较熟悉。
43、在夕照的湖面上，南北山峰的倒影，因时间的不同，风晴雨雾的变化，它的美丽，对我来说，是看不完的。有时在平静的湖面上一群山鸟低低飞过水面的芦苇，这些画面，深入在我脑海里，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想画它。解放后我住在上海，偶然想起杜甫的一句诗“渚清沙白鸟飞回”，但这诗的景象是我在内地旅行时看见渚清沙白的景象而联想到这诗的，因此我开始作这类的画。画起来有时像在湖上，有时像在平坦的江上，后来发展到各种不同的背景而表达不同的意境。(《抒情、传神及其他》，1962年1月5日《文汇报》)
44、后来，巴金回忆这段经历，披露内心的感情时这样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