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 《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一三第77册，第3177—3179页。
2、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
3、驱使千里马不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喂养它，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听千里马嘶鸣，却不能懂得它的意思，只是握着马鞭站到它的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这世上)是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
4、此外，“奇”也是茅坤本人所欣赏并推崇的一种文学和文化性格。在具体的语境中，茅坤对于“奇”的表现也有过不同评价，他批评过士子写作科举文“多务新奇”的浮躁心态，表示“世之士既竞以新奇相高，于经术遂疏而不讲，卤莽阔略，而怪且幻矣”，但他同时指出在“正”的原则下合理追求新奇，也可以促使士子对经术做出独到、深刻的理解，“惟其新奇，从经术中洞关窍、栉骨理，譬则孙吴之治兵，本之正，以出入变化，百战百胜，无不如意，未有不以诎天下之敌者”由此可知茅坤对“奇”的称赏主要在于灵感与见解的出新，而非对修辞技艺的无谓矜炫。茅坤在与他人的书信往还中，多次表达对“奇伟”或“奇崛”一类精神品格的称赏在《与李中麓太常书》中，茅坤赞佩前辈对“奇伟”和“激昂”的追求时，也联想到司马迁及韩愈的作品，称“马迁常感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自见，而昌黎亦谓柳柳州使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有不欲以彼易此者”，并化用韩愈《杂说》中的文字称“夫既不得显施，譬之千里之马而困槽枥之下，其志常在奋报也”由此将司马迁、韩愈所共同彰显的“奇伟”精神延伸至当下。在致友人贺道星的书信中，茅坤称赏其文采“魁梧奇崛处多，而典则轻逸处少”，因此在科场中只能得到“慧眼”的赏识，难免被“十之八九”的“俗眼”所“骇且厌”(42)；对贺道星所撰《危言》亦做出“大较奇崛卓荦，晓畅今古，非惟缙绅学士所不敢言，抑亦所不能知者”(43)的评价；在为编纂《历代文选》的姚翼作《海屋君传》时，茅坤述其“少多奇气”，且由于熟读历代文章而形成“超旷不群”的“风概”(44)；在为友人张之象所著《楚范》作序时，亦褒扬其“惟困厄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泽之间，发其愤懑慷慨、跌宕瑰玮之奇，而为诗歌文章之盛者如此”(45)；另外在《与刘潇湘廷尉书》和《题唐敬夫所刻举子业引》《题顺斋司理张公举业刻》三篇文章中，茅坤均以“奇崛”(46)称扬对方诗文的风骨气度，甚至包括科举之文。由此可知，“奇崛”的风格与品性在茅坤的文学批评话语中拥有较高的地位，也在思想与人格层面承载了重要的文化意义。
5、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6、(37) 《白云稿》卷三《文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35页。(韩愈简介及作品)。
7、有一天，韩愈抱着问难的心情去拜访大颠禅师，此时，正当大颠禅师禅坐入定，不好上前问话，因此苦等了很久。侍者看出韩愈的不耐烦，于是上前拿起引磬在禅师耳边一敲，轻声对禅师说：“先以定动，后以智拔。”
8、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9、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10、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论语·述而》原话：“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1、下此魏晋至隋，流丽淫靡，浮急促数，殆欲无文。……韩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杰善辨说，故其文开阳阖阴，奇绝变化，震动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为一家言。其同时则有柳子厚、李元宾、李习之之流。子厚为人精致警敏，习之志大识远，元宾激烈善持论，故其文皆类之。(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二《张彦辉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第253册，第29b—30a页)
12、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13、(62) 李东阳撰，周寅斌、钱振民校点《李东阳集》续集卷七《明故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穆傅公神道碑铭》，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册，第208页。
14、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
15、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16、韩愈所在的唐朝中期，经过了安史之乱后变一蹶不振，不见了以往恢弘大气，一向避世的佛老学说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体，而儒学思想却是日渐衰微。韩愈有感于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写出了《原道》一文，通过强劲有力的辩证和言辞来维护儒学的地位。
17、贞元(785-805)末年，韩愈任监察御史，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遭谗被唐德宗贬到偏远的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诗人来到汨罗江本是为凭吊屈原而一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得不到感情上的慰藉。江边到处飘浮着可供祭祀的绿萍和水藻，可是屈原投江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当初贾谊尚能投书一哭，此时却连祭奠的地方都无从找寻，唯有江上的渔父舷歌依然，遥遥可闻。因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
18、裴云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出版过专著《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研究：南宋金元时期(1127—1279)》等。
19、“说”的语言通常简洁明了，寓意深刻；写法较灵活，跟现代的杂文大体相似，通常采以小见大的办法，借讲寓言故事、状写事物等来说明事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托物寓意”。
20、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外集》，《师说》等等。
21、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22、(13) 费衮著，金圆校点《梁溪漫志》卷六“文字用语助”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23、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后任礼部侍郎的郭正域在其编选的《韩文杜律》中，对韩愈多篇代表作之“奇”表示了推崇，例如评《送李愿归盘谷序》为“起得奇崛，便为隐士结胎”，评《毛颖传》为“序世次中出奇波”，评《曹成王碑》为“奇功画笔”，评《祭河南张员外文》为“奇崛琳琅”，评《贞曜先生墓志铭》为“奇语”在该书序言中，郭正域将韩愈的文章风格描述为“上窥姚姒，下逮百家，怪怪奇奇，不主故常，无所不有，无所不妙，大而化之，故而新之，臭腐而神奇之”，极力赞扬韩愈行文构思的求奇出新；同时亦称赏韩愈不惧政治风险、始终坚守理想的人格，称赞他“屡起屡蹶，屡蹶屡伸，几言几忤，几忤几言，万仞壁立，百折不回，横亘六合，竖立三界，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岂甘禄而急于游大人者哉”(《韩文杜律》“序言”，第5—6页)。总体而言，郭正域对韩愈代表性文章的观感及其经典属性的体认都与茅坤接近。其后，王志坚在其《古文渎编》中虽对韩愈有诸多讥评，但在很多篇目的评点中引用了茅坤的意见，包括评《原道》“变化诡谲，足以眩人”，评《讳辩》“反覆奇险”，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多奇崛，然亦多生割处”由此可知，在明代晚期，以“奇”为中心建构韩文的典范性，是许多解读者遵循的思路。
24、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25、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26、韩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宋八大家即唐宋八大散文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试、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
27、云彩横出于南山，我的家在哪里？在白雪厚积的蓝田关外，马也停住脚步。
28、《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
2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30、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31、茅坤对韩愈文之“奇”的理解，大多体现在“奇气”“奇崛”“奇诡”等词语中，亦时常与“澹宕”等语汇相连结。在对另外一些篇目的评点中，茅坤虽未直接点出“奇”字，但通过其他词语表达了类似的含义，例如评《与孟尚书书》为“翻覆变幻，昌黎书当以此为第一”评《送杨少尹序》为“出没变化不可捉摸”由此可知，茅坤所推重的韩文之“奇”，主要在于行文中展现的气质和思想，既包括对具体人事的见解，也包括对文章思路或体式的驾驭，而不只是修辞层面的行文技法之奇。在这样的主基调之下，茅坤解读韩愈阐扬儒学精神的代表文章时，亦侧重于提炼、剖析其突破与新变的质素，例如评论《原道》：“辟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远流洪，最难鉴定；兼之其笔下变化诡谲，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时论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评论《原毁》：“此篇八大比，秦汉以来故无此调，昌黎公创之。”(33)可知茅坤虽认可《原道》为“退之集中命根”，但他关注与欣赏的重心是其“变化诡谲，足以眩人”的构思，并未着力褒扬其维护儒学正统的要素。同时，茅坤亦未回避对韩愈儒学认知的批判，例如评《读墨子》“混儒墨而无辨，此昌黎汩其文词而忘其本也”另外，茅坤对韩文中的一些“生割”之处也有所讥议，如评《曹成王碑》：“昌黎每自喜陈言之去，故《曹成王碑》当亦属公得意之文。而愚见则以务去陈言却行穿凿生割，亦昌黎病处。特其识正而语确，故学者不能訾。”(35)这段话一方面批评了“穿凿生割”，另一方面也对韩文的“陈言之去”和“识正而语确”加以融通。“奇”能够凸显韩愈文章的个性特质，而“正”则须把握其符合文学传统的要素。茅坤将“奇”标举为韩愈文章的典范属性，也需要将韩文之“奇”导入“正”的范畴。
32、(19) 宋濂《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五《文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册，第1592页。
33、然而自永乐以来，主流知识界对韩愈和唐宋散文的总体认知开始发生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明成祖高度重视理学作为笼络士人与思想教化工具的作用。由胡广主编的御制《性理大全》涵括了学术文化的各个层面，永乐皇帝意在通过此书的颁行，以理学为准则，为文化领域的所有议题设定思想的规范。该书对于韩愈文章与思想关注颇多，但其全部内容均摘录自二程、朱熹、陈淳、真德秀等宋代理学家的言论，辑录的内容也限于理学视角对韩愈文章、思想的批判性审视在理学思维与官方理念合流的语境下，韩愈文章与个性中与正统观念不尽协调的元素很难得到充分考察与认可。韩文之“奇”的特性与要素由此被遮蔽。仁宗、宣宗时期，“台阁体”作品和观念逐步形成。在台阁文人的视野中，欧阳修散文以其忠于政统的理念、丰富深厚的学识与平和方正的风貌被标举为至高典范台阁重臣杨士奇撰写多篇文章称颂欧阳修，表示“欧阳文忠公以古文奥学，直言正行，卓卓当时，其凛然忠义之气，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但他并未撰写专文赞誉韩愈文章及其人格。另一位台阁元老杨荣曾为欧阳修及程、朱祠堂作记，虽亦时而提及韩愈，但强调的是其对“贾董马班”正统精神的继承，以及在使文章“达于孔孟”“羽翼六经”这方面，与多位唐宋古文家发挥了共同的作用。对韩愈文章的个性只描述为“辨博宏深”经由理学教化及台阁文人的实践与引领，唐宋八家散文发挥典范效用的范畴明显被化约、归拢至欧阳修所代表的“正”的属性。曾被广泛承认的韩文之“奇”，乃至八家散文的丰富精神与多重个性，均被相对搁置和冷落。在实际操作中，士人对唐宋八家散文的摹拟路径与借鉴空间日趋受限李东阳将这一特点概括为“言必濂洛，文必欧曾”并将这一现象的弊端描述为：“后之为欧文者，未得其纡余，而先陷于缓弱；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覙缕，以为恒患，文之难亦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其所以重，天下且犹轻之，而况乎两失之者哉！”(63)解读视野的局限与指导思想的束缚，使得士人对韩愈、欧阳修文章精神的理解均产生了较大偏颇。王鏊亦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的批判：“文如韩、柳，可谓严矣。其末也流而为晦，甚则艰蹇，钩棘聱牙而难入。文至欧、苏，可谓畅矣。其末也流而为弱，甚则熟斓，萎薾冗长而不足观。盖非四子者过，学之者过也。”(64)由于理解与摹习的失当，欧苏散文逐渐给人留下“缓弱”“萎薾”的印象，这无疑严重削弱了唐宋八家散文的经典地位。同样，韩愈文章的“奇绝”个性不仅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注，反而被“学之者”引至“艰蹇”“钩棘聱牙”的错误方向。此后何景明、屠隆等人抨击“古文之法亡于韩”或唐宋文“气弱”“格卑”，与这种现象的蔓延应当有密切的关系。
34、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韩愈代表作品——《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这是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第一句写初春的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十分准确地写出了它的特点，遣词用句十分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韩愈代表作品——《马说》《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35、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
36、其优秀的文章有：《杂说》、《原毁》、《进学解》、《答刘正夫书》、《送孟东野序》、《祭十二郎文》、《送李原归盘谷序》、《张中丞传后续》等。此外，他还写有《柳子厚墓志铭》、《寄柳子厚文》、《画记》、《答李翔书》、《原道》、《原毁》、《原性》、《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送穷文》、《平淮西碑》等。其诗主要有：《山石》、《汴州乱》、《南山》、《石鼓歌》、《陆浑山火》、《日食》、《题汴梁》、《题驿梁》、《题楚王庙》、《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饮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等。韩诗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37、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于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38、花草树木知道春天即将归去，都想留住春天的脚步，纷纷争奇斗艳。就连那没有美丽颜色的杨花和榆钱也不甘寂寞，随风起舞，化作漫天飞雪。
39、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壮字奥……朕闻儒者多祖韩文，试取观之。及至检间，忽见颂伯夷之文，乃悉观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过天地，小日月是也。……韩文名世不朽已千载矣。今为我论识者，莫不以我为强欤？设若不以我为强，则韩文乃至精之撰，犹有其疵，岂不鲜矣哉！(《明太祖文集》(与《文宪集》《宋景濂未刻集》合刊)卷一三《驳韩愈讼伯夷文》，第134页)
40、《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奇而错落。(《唐宋八大家文钞》欧文卷二〇，明万历七年茅一桂刻本，第24a页；卷二第5a页)
41、(43) 《茅坤集·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二《读贺道星危言引》，第3册，第849页。
42、韩愈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是一个语言巨匠。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43、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
44、作者简介：冯巧英河北清河人，196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西浑源师范教师，山西朔县师范教师，山西雁北师专教师、学报主编，山西太原大学古典文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潜心研究佛学典籍多年，如今，仍致力于佛教文化的研究与探索，笔耕不辍。主要著述有：《昙鸾集注释》、《安乐集》注绎、《清凉三传》注释、《永明延寿大传》。主編《山西佛道摭存》等古文史及佛学论文多篇。是一位秉性耿直、博学多才、低调朴实、治学严谨的女中豪杰。
45、(20) 《宋濂全集·潜溪前集》卷五《华川书舍记》，第1册，第176页。
46、(49) 参见《唐顺之集·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二《重修解州关侯庙开颜楼记》，中册，第529页。
47、然而，在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人提倡“修辞”并推重六朝文的思潮下，捍卫唐宋文的艾南英未对韩愈“奇崛”风格的文章投注更多的偏好。在《与沈昆铜书》中，他明确表示：“古文一道其传于今者，贵传古人之神耳。即以史迁论之，昌黎碑、志非不子长也，而史迁之蹊径皮肉，尚未浑然。至于欧公碑、志，则传史迁之神矣。然天下皆慕韩之奇，而不知欧之化。”(76)艾南英认为唐宋古文的核心价值在于“平淡古质不为烦华”这使他未将韩文之“奇”视为值得借鉴的典范要素
48、(26) 茅坤著，张梦新、张大芝点校《茅坤集·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五《与凌太学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册，第284页。
49、(25)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刘正夫书》，上册，第232页。
50、由此可知，韩愈散文奇正兼具的风格使其后世阐释者的关注重心呈现钟摆式变换。文化语境的改变，以及唐宋八家散文弘扬儒道的总体理念，使韩文之“奇”的属性时而被遮蔽或忽视。然而，衡量作家作品经典价值的核心要素，仍然在于其艺术个性以及对表达内容、风格的开拓力度。在唐宋古文的总体精神得到充分传播后，韩愈文章之“奇”的价值终能得到后人的注目和阐扬，并在正典的视域内被重新诠释。这一历史过程也给我们今天如何更加全面、深入解读前代文学经典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51、一日，在登灵山时，偶遇大颠禅师。大颠禅师问韩愈：“听说使君是因直言犯上，才来此做地方官的吗？”
52、这段话既对“昌黎文奇”的风格表示肯定，又指出其“奇”的价值和真谛不在“字句”而在于“气”，由此亦可看出其与茅坤观念的类同之处。刘大櫆在对韩愈诸多作品的点评中，亦着意突出其“奇”的标志性特点与价值，例如评《送高闲上人序》为“奇崛之文，倚天拔地”，评《送郑尚书序》为“措语形容一奇崛乃韩公本色”评《南海神庙碑》为“昌黎文集大成……富丽雄奇，极才人之能事，当属碑文第一”以及“从《上林》《羽猎》来，故其语雄奇”评《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为“古色古声，造出奇伟，于此见公之才力，六一屡仿效之，而未能也”刘大櫆揭示了韩愈与欧阳修的散文存在“雄奇”与“妍雅”的风格之别，但他对“奇伟”的韩文明显更为偏爱。在对《袁氏先庙碑》的点评中，他表示“昌黎为瑰怪雄奇之语以追《盘》《诰》，鹿门讥之非也”但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茅坤对韩文之“雄奇”“奇崛”的特点实有相当充分的肯定，二人的品味与观念实相当接近。在对唐宋八家散文之“正”的强调与阐释成为批评史主调的语境下，刘大櫆推崇韩文之“奇”的理路与作用也类似于茅坤。清代晚期，曾国藩、张裕钊等人对韩文的解读亦着力阐扬其“奇”的特色
53、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54、《韩孟》，即韩愈、孟郊的并称。韩愈擅散文，孟郊工五言，两人相友善，时人称之谓:“孟诗韩笔"。
55、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56、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57、五月盛开的榴花红似火，绿叶掩映着初结的小果。
58、(48) 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荆川先生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其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上册，第295页。
59、②其皆出于此乎？(介词，表示处所、方向，从、在)
60、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61、③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人称代词，他们)
62、《祭束向原道文》：中多奇气。(《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卷明万历七年茅一桂刻本，第21a页；卷第16a页；卷一第26a页；卷一第5a页；卷一第16a、19a页)
63、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
64、(73) 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第3册，第737页。
65、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人，人称“韩昌黎”。
66、(11) 柳开《应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册，第367页。此外，孙复《信道堂记》称：“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全宋文》，第19册，第313页)。
67、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年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
68、而耻学于师(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以……为耻)
69、(36) 《茅坤集·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一《刻史记钞引》，第3册，第820—821页。
70、《应科目时与人书》：空中楼阁，其自拟处奇，而其文亦奇。
71、《桂州訾家洲亭记》：地之胜固奇峭，文亦称之。
72、这块布后来就成了潮州的放排工和农民劳动时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把它叫“水布”。据说，潮州人感念韩愈的恩德，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称韩江。
73、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74、(33) 《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卷明万历七年茅一桂刻本，第1a、8a页。
75、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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