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学术之外，作为一个官员，王守仁也是极为出色的。首先，他两任封疆，屡有军功，而且每次出征都是临危受命，却能力挽狂澜，被后人视为文官将兵的典范，直到晚清，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还以他为榜样。其次，在做庐陵知县时，他“使城中辟火巷，定水次兑运，绝镇守横征，杜神会之借办，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力除积弊；后来巡抚南赣汀漳，除了征剿山寨、恢复统治秩序之外，还兴社学、立书院、清商税、改盐法，对辖区颇有恩惠；平定宁王叛乱后，他又首先请免江西之税，以苏民困，称得上是一位关心民瘼的良吏。
2、简单讲，王阳明不认为可以先“格物”，再“致知”，那样一来，“知”和“行”必然割裂，而非统一。(王阳明知行合一原文)。
3、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是阳明文化的核心。先有致良知，而后有知行合一。
4、王阳明对于“格物致知”中的“知”解释成“良知”，那么“知行合一”就被包含在“致良知”里。
5、王阳明说，古人把知行分开说，有着古人的良苦用心，对哪些懵懵懂懂地去做事，不加思考的人，古人说个“知”字，对于那些茫茫荡荡地去思考，不去行动做事的人，古人说个“行”字，这是古人单独说“知行”的原因，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本就合一。
6、王阳明在贵阳北部修文县县城龙场镇龙场悟道之后 , 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邻窃斧”。
7、总而言之，作为我国明代中期的一位杰出人物，王守仁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闪光点。他倡导的“知行合一”理念，以及“致良知”的思想，还有他在军政两方面的杰出成就，都足以为后人提供借鉴。今天，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学习历史上的优秀人物，王守仁其人其事是不能忽略的。
8、 王阳明于是笑着说：“看来你还有最后的羞耻心，这何尝不是道德良知的表现？其实，你也有良知。”
9、 干部须在心上净，方安得心，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事事从心中良知而为，不他虑，事事可谐而良知日显。不忘初心，不负初心，勿他顾。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必须有“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觉悟，必须有“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的认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干部头脑，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心净无杂念，心静无杂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为民，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10、格物致知：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11、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扩展资料王阳明在贵阳北部修文县县城龙场镇龙场悟道之后,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邻窃斧”。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
12、我们可以看到“致良知”既是“致知”，又是“力行”，所以说是“知行合一”。
13、知行合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
14、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扩展资料：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
15、格物致知：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16、王阳明，又名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
17、那很明显了，在“知行合一”的框架下，认知是“心”在认知，反应同样也是“心”在反应，他们是一体之两面，相互统一。
18、王华对于儿子的豪气颇感头痛，甚至斥之为狂，然而王守仁却成功地将这种豪放性格升华为宽广的胸怀、远大的志向以及刚毅果断的处事风格。如他曾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王守仁听后反驳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少年人能有这样的气魄，就连其父王华闻知后都感到惊喜。
19、 良知与行为是统一的。有良知，首先就要言行一致，要有诚信。诚信是一个人在世上安身立命的根本，人生在世，唯独诚信，绝不可无。
20、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21、我们在前文中讲到，王守仁讲的是“知则必行”，强调的是“知”与“行”的一体两面性，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知行合一”则更为深刻，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样一来，“知”既能推动“行”的发展，“行”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知”的进步，两者互为因果，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这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深化，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22、古人“三不朽”，首列“立德”，是有道理的。何谓“立德”？孟子说“舍生而取义”，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阳明用自己的行为给世人做出了示范：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这才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诠释。
23、在“龙场悟道”之前，王守仁已有讲学活动，但其学术的成熟与学说的广泛传播，是在正德四年(1509)主讲贵阳书院之后。此后，他宦游各地，所至皆讲授自己的学说，甚至在军中也不忘与门人弟子论学。经过二十多年的讲学，王门弟子遍及海内，其大者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系，而在思想上受到王学影响的学者更是不计其数。嘉靖初年的刑部尚书郑晓说：“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时名卿鲜能及之，特以讲学，故众口交訾。”但王守仁对于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实是他的讲学。
24、作为一位古代出色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位才兼文武的明代重臣，王守仁的思想事迹自然有值得学习之处。当然，阳明之学终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一些思想已不可避免地过时了，但是其中的精华，以及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今天仍是有价值的。其中最值得讲的，就是他的“知行合一”思想。
25、黄宗羲认为，在“龙场悟道”而“得其门”后，王阳明的学术开始了第二个“三变”：一是“尽去枝叶、一意本原”，开始专注从“吾性”“吾心”中追求“圣人之道”，而不是向“心外”去追求，于是有了“知行合一”的感悟，认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二是到“江右以后”，悟出“圣人之道”原本就是早为先贤揭示却被后人泯灭的“良知”二字，这样，就为“知行合一”注入了灵魂。三是提出“良知”之后，宣称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们只要把各自的良知发掘出来并且落实在行为上，即“致良知”，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从“龙场悟道”，到病逝于江西大庾，这第二个“三变”，也经历了二十年。
26、王阳明在贵阳北部修文县县城龙场镇龙场悟道之后,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邻窃斧”。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
27、 几百年来，阳明先生的思想影响了海内外无数人，他们都从中受益。
28、学生徐爱等人曾经就“知行合一”向王阳明提问：既然是“知行合一”，先生为何有时只说“知”、有时又只说“行”？为何有时只说“心”、有时又只说“物”？王阳明回答：“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
29、这些思想虽然与王守仁在讲学中传授的学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究其始，却不能不追溯到王学“人人有个作圣之路”的根本理念，这正是王学的进步性所在。近代朝鲜、日本的改革与革命，也常有宗奉阳明之学的学者参与，这是从另一角度证明王学具有进步色彩。
30、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因病情已重，上书告归，回家途中病逝(时间为公历1529年1月9日)，去世地点正是他曾抚治过的南安府，时年五十七岁。其丧过江西，军民感其德，无不缟素哭送。然而在朝廷中，对王守仁的攻击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31、此时边疆多有战事，王守仁既有报国之志，遂致力于学习军事理论。虽然他的谈兵没有受到时贤重视，也没有得到实践机会，但却为他日后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2、为南赣巡抚，一年之内平息数十年之“积寇”，王阳明的功业开始走向鼎盛；接着，在四十天内平定蓄谋已久的“叛藩”，成为明朝第三位以军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阳明一生功业达到鼎盛。正是这个时候，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也开始走向巅峰。试想，如果王阳明和之前历任巡抚一样，对流民束手无策，如果无法平定宁王之乱，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良知”，心安理得地讲“知行合一”吗？没有功业，不影响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入孔庙，但没有功业，却不可能“倒逼”庙堂承认王阳明的学术。在王阳明那里，没有不落在功业上的学术，也没有离开学术的功业，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33、在把问题简单化的前提下，我们大约可以认为“格物穷理”是朱熹坚持的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他认同的一种世界观。“理”在朱熹心中和哲学认知中地位很高，我们也不妨简而化之将朱熹的“理”等同于现代语境下的“公理”、“定理”、“真理”。
34、“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
35、本书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哲学和事功史迹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
36、知行合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这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
37、王阳明说“我今个说知行合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如果不加以克制，就会留下心魔，就会种下病根。就像私欲，像灰尘落在你的心上，你不擦去，灰尘会一层一层堆积起来，以至于积重难返，良知被遮蔽。
38、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武宗处死，先前为刘瑾所打击的官员都得到起复，王守仁因此得任庐陵县知县，在任半年有余，改南京刑部主事，旋留京师任吏部主事。此后，王守仁连升本部员外郎、郎中，不久迁南京太仆寺少卿，改南京鸿胪寺卿，进入了升迁的“快车道”。
39、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40、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朱学之偏。
41、这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即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
42、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
43、毫无疑问，什么是“知行合一”？先要搞清楚在王阳明的理解中，什么是“知”？什么是“行”？怎么“合一”？(或朝什么方向“合一”？)
44、当叛乱初起时，大臣多惶恐不安，唯有兵部尚书王琼说：“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后来果然被他言中。然而王守仁虽建大勋，却被武宗的宠臣江彬等嫉妒，当武宗率军抵达南方后，江彬便屡次向武宗诬告他有反意。幸而武宗还算清醒，反驳道：“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这才没有使这位有功于明室的名臣无辜受祸。
45、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46、“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经过多年的自身经历所总结概括出的一种思想理论，于正德三(1508)在贵阳讲学时正式提出。
47、这种导向的结果，是后人更多地关注王阳明的“心”而忽略“物”、关注王阳明的“知”而忽略“行”，并进而视其为“唯心”且“主观”。但是，王阳明的学术从来就是和功业相互激发的，而学术和功业的终极动力，是气节，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王阳明的身上，他的学术即“心学”，是为立言；他的功业即实践，是为立功；他的气节即担当，恰恰是立德。这才是王阳明的真“三不朽”。
48、我们这样去设想：在这个广阔世界中(任意一点)的我们，看到的每种色彩，听到的每种声音，(被大脑)规范出的每种形态，它们并不是物理学意义的，或者说近代物理学范畴下由时间和空间规定出的颜色、声波或形状，而只是我们的“心”的一种认知；同理，我们觉得这种色彩好看，这种声音好听，这种形象顺眼，也无关于诸如三基色的搭配、振动和谐的频率或是黄金分割比例，它们只是“心”为之作出的相应的反应。
49、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
50、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51、3 “一念发动处便是行”(意识流动也是行)。
52、这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即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
53、前后两个“三变”，构成了王阳明“求圣”之道的三部曲：第从立志“学为圣贤”，到体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寻求到“入圣”的门径。但何为圣人之“道”，却只是有所悟，而无法用文字、语言概括出来。第从“龙场悟道”，到在江西揭“良知”，揭示出“圣人之道”的精义，这也是王阳明学术即“心学”的核心和真谛。第从揭“良知”开始，到在江西南昌、赣州、吉安等地，在绍兴等处，倡导“致良知”，倡导“与民不亲而亲”，倡导与“愚夫愚妇”同好恶，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这个“三部曲”，既是王阳明通向“道”、揭示“道”、传播“道”，即入道、揭道、传道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从提出到注入“良知”、到“致良知”的过程。
54、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宠任太监刘瑾等。正德元年(1506)，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参劾刘瑾，刘瑾下令逮捕戴、薄等二十余人，予以杖责。王守仁上书请救，也被列为“奸党”，不仅被廷杖还被远谪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的驿丞。当时的贵州是土司林立的边远之地，条件非常艰苦。王守仁到龙场时，当地是这样一番景象：
55、全书38卷，具体包括：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乃守仁在时，其门人徐爱所辑，而钱德洪删订之者。次为文录五卷，皆杂文；次为别录十卷，乃奏疏公移之类。次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次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记二卷。
56、王阳明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其中“心即理”是王阳明思想的支柱，也是逻辑起点。
57、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断耳，非本体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已是好矣，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
58、当王阳明“懵懵懂懂”向往“学为圣贤”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圣贤”为何物，但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少年时代萌发的志向，其实是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担当，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气节”。所以，他在15岁时便有出居庸关考察“虏情”的行为，有向皇帝上书陈述对于边关防务意见的动机；在刑部主事任上，敢于革除监狱积弊、敢于处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于直斥时弊，虽然因此得罪权贵，受廷杖、下诏狱，贬谪龙场，但初心不改。虽然此时王阳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59、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考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职。如果按照正常的升迁路线，他应该一边从事公务，一边等候升职的机会。然而此后的一次朝争，将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了。
60、 明善恶，知羞耻，有恻隐心，知恩图报正是良知的主要内容。
61、《知行合一王阳明》是关于王阳明的传记作品。本书简练地介绍了王阳明的一生，诸如他的生活，如家庭、幼年、游历、应试、政治、改过、讲学、贬谪、剿匪、平逆、晚年等等，并辅以32页相关稀见图片，图像、遗迹、作品等等，均包举无遗，让你全面了解王阳明的传奇一生同时，也轻松读懂阳明心学的核心精髓。
62、第王阳明把知行合一统一起来，并于”致良知“联系起来论述，这彻底否定了朱熹等理学家“知先行后”的观点，同时，把知行合一看成是心灵活动，而不是心外之理，这对于提升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除理学对人性压抑的积极理论意义。
63、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64、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朱学之偏。
65、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守仁得中浙江乡试，此后两应会试不第，遂拾起少年时的兴趣讲习兵法。钱德洪说：
66、这看上去和很多人把“知行合一”简单理解为“知识和行动的统一”没有大的区别，所以关键还要看“合一”。
67、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笔者认为，这需要从我们的生活中点点滴滴做起。
68、“淫字论事不论心，论心千古没完人，孝字论心不论事，论事万年无孝子”，这也是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就没有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对道德要求的苛刻，更接近人性。
69、知行合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这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
70、全书38卷，具体包括：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乃守仁在时，其门人徐爱所辑，而钱德洪删订之者。次为文录五卷，皆杂文；次为别录十卷，乃奏疏公移之类。次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次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纪二卷。
71、伟大的思想只有灌输到大众之中，成为大众的自觉行为，才是它真正价值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从孔子到孟子，从二程到朱熹、从陆九渊到王阳明，首先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言论和主张，都是为着解决问题，为医治弊病而开具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