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约2500多年前，大圣人孔子开创了一个学派，叫儒家，也称儒教。儒教一直以来，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东亚和亚洲其它地区影响也非常深远，朝鲜半岛、日本、中亚、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区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
2、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佛学的核心思想？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道家的核心思想？“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哲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3、很明显，前段材料是讲商、韩尤其以宁成、郅都为代表的汉代法家重刑滥杀的言行，这大大违背了仁义之政。后一段材料则是对儒家刑罚观的肯定，即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以儆效尤，使人不去犯法，因此听讼时要详细、慎重，不得已用刑也要不冤枉无辜者，保护人民，最终的目的是“无刑”“无杀”，这与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之观点相一致。为此，桓范批评了魏晋之际的统治者把法家的重刑主张推向极端而导致滥杀的局面。他说：“夫暗乱之主，用刑弥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杀之者弥众，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详，而行之不必也。不详则罪不值，所罪不值则当死反生；不必则令有所亏，令有所亏，则刑罚不齐矣。失此二者，虽日用五刑，而民犹轻犯之。故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这里的“用之不详，而行之不必”，就是指审问不详、证据不足就轻率判刑，罪不至死却重判死刑。也就是说，由于统治者频繁使用刑罚，轻率用刑，判刑过度，造成滥杀无辜，引起社会忿恨反抗，结果造成“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即“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人们内心充满着暴力仇恨，就会导致社会混乱。他以历史为鉴，指出桀、纣因酷刑滥杀导致众叛亲离而身亡国灭，就是没有以仁义为本。
4、对于兵战，他主张采取赏厚罚重的办法，使民不得不勇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刑之下,变怯为勇,殊途同归。他还提出了全国皆兵以及加强战争宣传的主张，以造成人人闻战则喜，争先恐后的局面。法家已认识到耕和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为战作准备,战又推动农业发展。
5、这种“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已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关系范畴，而是从社会伦理学意义上来看待利益关系，注重社会稳定、群体和谐、人伦秩序及人格境界。(法家思想核心)。
6、在治国方面，这种特征表现的尤为显著。儒家所谓的仁政，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人治，仁慈与否全看权力拥有者个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谁地位高谁说了算。这就导致了佞臣丛生，腐败横行，国家的强盛与否全赖帝王一人的好恶，其强盛往往不可持续。而法家却用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了罪恶的底线，任何人只要触犯法律，就必须按照法律的条文进行处罚，往往是权力越大，所受的法律约束越多。
7、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8、道家起源:老子.基本思想:无为,无不为.----修成真人。
9、道家：创始人老子，他主张寡欲、无知、知足，并提出“无为”的思想，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提倡“以不治治天下”并且要“任其自然”，他沿着老子的社会理想进一步推进，提出了一个与禽兽杂居、不对自然进行任何改造、人类没有私心和欲望、无须任何社会规范“乌托邦”社会；
10、耕，即农耕。战，及作战。将这两项统既能提供国家的经济保障，有能加强国家的军事保障。农耕与战事被看做推动国家发展与前进的两个轮子。
11、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2、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13、可见，道家既不要空泛的“义”，也不要不符合大道的“利”。道家的义利观实质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义利观。从长期效应看，道家的这种超越义利观确有独到之处，它包含了深刻的人类学和生态学内涵；
14、在讲清楚了“道”的原理，即，我们弄清楚了“天”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万物。易经和道家思想都认为在生成原理上，天和万物是一样的。只是老子说得更清楚和明白而已。这就是老子的“天下母”的思想。他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52章归结起来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来源。从这里可以看到，“道”一是指天地‘始”，而更重要的是“天”和“人”的运动规律。以至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道”的规律的概念。比如，大道、正道、邪道、道理等等。意即，符合规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规律的就是邪道。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道”作为自己的化身。认为维护君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君王的就是邪道等等。道的这一概念，无论在中国哪一学派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所以，如果抽去了“道”的思想，中国文化就要散架。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道教把许多古代圣人当作神崇敬，并且向往人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在人当中寻找神的思想和追求永生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只有耶稣才是神借着童女怀孕降生成为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通过受难，流血，复活，拯救人类，也证明了他的神性。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其他任何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是被造者，而不是造物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道德经》第78章指出：“是以圣人云：受国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区别，其实从大的方面看，宗教跟思想流派的区别也适合解释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比如宗教有比较严密的仪式，有自己的禁忌和制度等等，而什么家之类的思想只强调思想本身，如何去实践则要求的比较少。儒家的核心思想？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仁义礼只是安人法，将心比心平衡的方法。还有经权之道。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15、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16、21日下午课间休息期间，蔡毅臣老师在班主任赵东明老师的陪同下，在英杰交流中心一层大厅，与北京大学华商国学班的同学们亲切合影留念。
17、不仅如此，鉴于当时战争连绵、酷刑滥杀及统治者纵欲挥霍的现实，他又针对性地提出“得民心”的三种具体措施：即慎刑、息兵、节用。
18、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法家思想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19、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政治伦理角色一般有三种：即君、臣、民，三者有各自的伦理要求和角色规范，而臣是连接国君与民众的桥梁，在政治角色中极为重要。桓范极看重臣德，他继承荀子的臣道论，结合自己在中央、地方担任要职的亲身实践，就为臣之德进行深入探讨。
20、法家的核心思想？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儒家思想产生背景？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21、“命由我定，运由我转，无关鬼神乎”这是中国道、儒两家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都是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按人数上和老百姓的态度上来说，因为统治中国思想的都是以君臣家国、兄弟义气等方面的，神仙鬼怪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用来点缀生活。)即使是现在，真正的教徒数量我们都可忽略不计，所以，才叫道家、儒家、释家，而称为道教、儒教、佛教的较少(境外的佛教不算)，国人一直是把道儒佛当思想系统看待。
22、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23、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4、法家不重“义”而重“利”，推行以法治利的管理方式。法家讲的“利”主要是政治功利及附丽于政治体制的经济实利。法家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强民富，天下太平；
25、学思行|绸缪AI时代的失业潮——哲学之维的观照
26、学思行|杨念群：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好为人师？
27、韩非的法制观点是尖刻、偏狭、片面、僵死的。虽有其敏锐性，但也有偏颇。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根据人皆自私的原理，他反对用仁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他说统治者要治理好臣民，只要掌握赏和罚就可以了。其中他尤其强调要重刑重罚。臣民做事必须完全符合君主的命令、要求，有任何一点过分或不及，都要加重处罚。韩非认为只有君主充分掌握刑罚大权，国才能治。刑重才能国治，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实际上刑罚要准确、适中，重要的是民众自主、自立、自爱、自尊。重刑可以得逞于一时，获得表面的国治，其实危机很快就会到来。秦虽统一六国，但二世而亡，“终为天下笑”就是例证。
28、此外，桓范还提出了“节欲”“节用”观点。他认为，统治者节制欲望是获得民心的重要方式。他说：“夫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欲；物见于外，情动于中。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灭天理矣。夫欲至无极，以寻难穷之物，虽有圣贤之姿，鲜不衰败，故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即人有物欲是合乎天理的，但人若纵欲而物质化便会失去天理。因此，修身治国的关键在节欲。统治者只有节制声色美味等物质欲望，才能节制奢华的享受；只有节制奢华的享受，才能节制国家的用度；只有节制国家的用度，才能减少赋税；只有减轻赋税，才能使百姓民生丰裕；只有百姓民生丰裕，才能社会和谐，得到民心拥护。他举例说：“尧、舜之居，士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赋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广，而兴利也厚。故家给人足，国积饶而群生遂，仁义兴而四海安。”要知道，桓范做过大司农，管理整个国家的财政，他比谁都理解在农业社会中“节流”的重要意义，比谁都明白国君的用度、税收与民生之间的直接关系。因此，他喋喋不休地讨论“节欲”“节用”，希望统治者效法尧舜，节欲节用，从而使民丰衣足食，以获得民心。
29、礼就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标准，规范人们要有修养，对周边的人或物要彬彬有礼，要有礼貌，识体统，讲礼仪。
30、儒家一般主张德治为本，有德者有位。作为儒家倾向的人物，桓范很重视君德。桓范讨论君德，首先从“为君难”入手。常人大多认为做国君容易，可桓范认为做国君是不容易的。他先从人们对孔子“为君难”主张的批评讲起：“夫人君者，处尊高之位，执赏罚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为不成？何求不得？……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穑弃也，理讼皋陶也，尧无事焉，而由之圣治，何‘为君难’邪？”人们普遍认为，国君拥有赏罚大权，拥有任命官员的权力，只要用好各种人才，治国的各种事务都能完成，事事能做得井井有条，国君在位则安闲舒适，潇洒自然，做国君是容易的，因此孔子“为君难”的观点是不对的。桓范则赞成孔子“为君难”的主张，认为做一个理想的国君，完成国君的使命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桓范阐述了国君的使命。他指出，君主的使命如同“天”一样。天生育万物，施行恩惠，没有一物遗漏；国君治理天下，应如同天那样普惠万民而不遗漏一人，若“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桓范指出，国君的使命在于施惠万民，而要完成施惠万民的使命，国君首先要有仁与智之美德。他说：“是以在上者，体人君之大德，怀恤下之小心。……虑之于心，思之于内……虽黈纩塞耳，隐屏而居，照幽达情，烛于宇宙，动作周旋，无事不虑。服一彩，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罚纤芥之恶，必有所沮。”这里所谓“怀恤下之小心”，即指国君的“仁”之德；国君有仁爱之心，才可“服一采，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体恤人民的勤劳之苦。所谓“虑之于心，思之于内”；“照幽达情，烛于宇宙”，即指国君的“智”之德。国君有明智之心，才可对断狱、用人、赏罚之事的处置细致入微，没有差错。如果国君以仁心爱民，明智通达，就可施惠万民而实现理想政治，国君也就可以得到民众的敬仰和爱戴。
31、政治条件，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没有一统的思想形态，各国基于争霸战争和政治需要，纷纷网络人才，养士成风，宽松的局面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环境;
32、儒家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制定儒家思想时，可以说，孔子是以家庭日常行为准则为基础，从而把道德规范和行为处事方式延伸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儒家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九个字，即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33、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
34、学思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闰土”在今天
35、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面临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带来思想的大解放，